<批判連帶>，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5
(修訂自發言稿)
2005年亞洲華人文化論壇
第二組：探索未來：華人社會互相參照／平等互動的可能性
台北市文化局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主辦
2005. 1. 11
這 次獲邀請來到台灣，參加這一場題為華人社會互相參照／平等互動的討論，原來是有點感到為難的，可能因為香港最近事情多、環境變化大，普遍情緒是對前景感 到很不明朗，所以不知如何分析。香港人以前都不大覺得華人社會之間的互動問題是值得思考討論的，因為自由的互動、交往，特別是利用香港這個地理空間作為交 往的地方，一直都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最近，這些一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不再理所當然了。例如我剛來之前，香港就發生了港府拒絕台北市長馬英九訪問香港 的事，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事實上，香港人對於甚麼是自己可以掌握，可以思考的事，愈來愈有把不住的感覺。例如，一些報章的社論最近也提 出，誰會當上下一任特首，有一部份取決於兩岸 局勢和關係。以前，香港被視為華人社會互動最頻繁的地方，甚至曾被描述為 “海峽兩岸唯一的公共空間” (鄭樹森)。可是這些預設，現在好像都要重新思考。香港人不習慣於思考這些事情，在目前這個有點失去了方向和定位的時刻，不時甚至感到需要由其他人來幫香 港人思考。
事實上，這幾年來從外地來香港，又積極地為香港提供這樣那樣的意見的其他地方的華人，實在不少。不要說報章上的各式評論員，很 多其實都來自大陸，就是從台 灣去提供參照、經驗的，亦比以前漸多。這些外地來人的意見，總的來說還是能起積極作用的。例如龍應台最近在港，就因為寫了幾篇文章和發表了一些演講，迴響 很大，差不多就像隻手幫助掀起了一場關於西九龍發展問題的公民運動。最近，剛才致辭的廖咸浩局長，也來過香港給了一些文化問題上的意見，都是當下整個場景 的一個部份。這些不同華人社會之間的互相參照、學習和互動，看來都是很正面、效果良好的。香港人有一種想法是，反正自己都想不通這些問題，就索性聽外面的 人怎樣來說來想，甚至有時要代替我們來說來想。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這幾天討論以來，不時碰到一些關鍵術語，例如 “天下”、 “帝國”、 “民族國家” 等，與會者又熱烈爭論，究竟中國是 “天下”？是 “帝國”？還是 “民族國家”？我從身處香港的這個位置出發，也本著自己比較悉的歷史社會學研究，認為可以提出一個討論和將來做研究的方向，作為上述爭論的一個介入點。我 的建議是對我稱之為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diasporic Chinese nationalism)的現象和歷史，作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因為，這個研討會上爭論的，往往都內含著 “甚麼才是華人？” 這個大問題。但當中有一個沒有深入檢視的歷史敘事假定，就是將 “民族國家” 設想成要來對抗 “全球帝國霸權”，相呼應地， “中華性” (Chineseness)就往往被想像成與 “殖民性”(Coloniality)相分離、相對立。我以為，這些假定都是建立在一個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之上，而我所建議的對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的研究，正是要提出一個新的切入點，對這種二元對立模式重新思考。這個切入點可以讓我們正視 “中華性” 當中的 “殖民性” 。
“離散 華人民族主義” 的研究，既要求我們審視中國民族主義的 “海外” 基礎，也要求我們審視屬於各地離散華人社群內的華人民族主義。它已發展了好一段長時間，既包含了它的中心／整體的面向，也包含了它的地方／部份面向。這些 不同的面向各有區分，又互有關連。我們也應仔細區分不同時期、不同境域下離散華人民族主義的性質差異。
所以，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是一個既有一般性，又有在地意義的課題。它的意含，當然不單止於香港，但香港的確可以提供一個特別的視角，因為香港既是一個受英國殖民統治了一百五十多年 的地方，也同時是孕育離散華人民族主義的其中一個主要基地。例如，孫中山下決心搞共和革命，就是因為在香港習醫之餘，目睹了一個很不相同的社會。香港買辦 何啟、胡禮垣等，亦在香港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意念和 “新思想”，對往後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影響甚大。
事實上，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 極其複雜的現象。但目前華人、華文世界討論中國民族主義的觀點，太多是基於二十世紀的情況，太少再往前回溯十九世紀末孕育 出中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想像的權力形構，以及它與當時整個全球帝國及殖民主義文化權力格局的關係。舉例來說，十九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策略，亦即由一 位香港總督 (同時也是創辦香港大學) 的盧押 (Lugard)所提出的 “間接管治” (Indirect Rule)原則，就很少被仔細討論。所謂 “間接管治” 原則，就是要培養效忠於大英帝國的土著代理人，來管治土著。依照這管治原則，大英帝國並不熱衷於花費鉅大的去直接管治華人，佔奪華人土地，反而發展和利用 各種文化機制，在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培養了各式買辦、 “假洋鬼子” 等的人物，實現有利於大英帝國利益的政策。這些人物在中國不少民族主義敘說中都有出現，但對他們的制度背境作分析的則甚少。
事實上，重閱 這段香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歷史，不單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香港，也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晚清洋務運動的性質。它不應簡單地被看成一場清政府和中國士 大夫發起的 “自強運動” 。事實上它也是英帝國透過香港作為一個基地，培養效忠英帝國的殖民人才，意欲把衰落中的清帝國，改造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納入大英帝國勢力範圍的殖民計 劃。另外，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香港歷史，說明了中國的共和革命和英國殖民力量如何互相影響、合作，這些史實都是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往往輕 視，但卻極其重要的一頁。因為只有理清這段歷史，我們對現代中國作為一個 “民族國家” 的性質，才能展開真正有意義的檢討。
總而言之，仔細了解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各個 “海外華人” 社群，如何作為初期離散華人民族主義的組織者和推動力量，更會幫助我們認清，今日的 “中華性”／ “中華族裔認同” 當中的殖民歷史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如何塑造關於中華／中國的自我想像。
走出民族悲情的敘事框架
為 甚麼這項研究重要？我以為正因為檢示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及了解當中的 “殖民性”，並不是說 “中華” 就必然等同於 “帝國”，(又或者辯說這 “帝國” 曾是或可以是一種不同性質的 “帝國” ( “天下”？))，而是它可以為我們打開中華世界內，各式民族主義話語的一些死結，那就是把民族主義問題的討論，局限於述說各種民族悲情。因為關於離散華人 民族主義，及其相關的殖民性、殖民經驗的故事，不一定是關於民族悲情的故事，特別是關於受害人或受害狀況(victimhood)的悲情故事。我們往往將 革命 (民族革命) 想像成很有悲情成份。但對於整個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以香港為基地，支持孫中山去搞革命的會黨，以及在香港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貿易、苦力貿易而致富、及 後成為金融資本家，爭取分享中國鐵路開發權的香港人來說， “中華性當中的殖民性” 所說的，很難完全是一個很悲情的故事。
當然，作為一 種民族主義的話語，“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也有著和其他民族主義一樣的悲情敘事結構。但我認為需要區分箇中不同的 “悲情”，第一種是在西方挑戰面前，士大夫和精英階層普遍感受的屈辱，第二種卻是一種普羅百姓都曾切身感受到的逃難、流離的悲情，特別是抗日和國共內戰後 的那種更為廣泛的飄泊異鄉的悲情。在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當中，這兩種悲情起源不同，卻又相互指涉、互動。在海外華人社群，這些悲情記憶和經歷，在不同時期起不同作用。舉例來說，在諸如馬來西亞和香港等地，離散 華人民族主義都曾結連當地反殖民主義統治的抗爭，是左翼進步政治、理想主義的一股動力，但在今時今日，卻又往往失卻了那種理想主義色彩。
更 重要的是，目前流通在內地和海外的那種大中華民族主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其實是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向右轉向的結果，是 “海歸派” 華人資本擴張的一個組成部份。這種大中華民族主義試圖完成的，是中國民族國家的建設，但它的想像世界卻又不只於將中國塑造成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具有帝國式 的內涵和視野。這種帝國式的想像結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已經介入到當代華人的政治和地理想像建構中去。究竟這股力量如何透過強勢的新全球殖民知識架構、 感覺架構，慢慢改造了關於 “天下” 的想像為一種 “帝國” 的想像；如何把飄泊離散的悲情，轉化移置為一種 “還鄉式的殖民凝視”；在實際操作中，又如何以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為旗號，協同民族國家的國家機器為工具，滿足的卻是各種殖民主義式的 “文明開化” 大計 (Civilizing Mission)，應是一些要嚴肅討論的課題。因為從大量的身邊經驗和民俗誌考察，我們都會發覺這些海歸華人在一堆愛國主義措辭底下，每每是一種拓荒者意 識，試圖對 “未開發” 的人民和土地，進行墾殖的心態。這種文化和權力形態不難令人想到，眼前活現的現實，是否正在完成香港，及其他各類離散海外的華人，早在一百多年開始參與 了，但還未完成的殖民計劃。所以我認為，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知識心態的相互糾結，實是了解當前文化權力格局的重要面向。
當然，離散華人民 族主義也必定會涉及華人民族主義在各離散華人社群和各海外華裔社會的具體形態和歷史影響。例如，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過程，曾經嘗試以 鞏固一套中國文化，甚至建立一套國教為手段。康有為所建立的孔教，在大陸雖然因為維新失敗而告終，五四運動亦大大衝擊了這種思想和相關的機構。但在海外， 當年創建的孔教信仰，及其對中華文化的想像和各式文化計劃，其實並沒有消失，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於海外華人社群生根，成為海外華人自身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 份。這種關於 “中華文化” 或 “中華性” 的想像，就更有和西方殖民統治長久的糾纏經驗。以香港為例，二十年代香港的英國殖民政權，就曾在香港利用這種 ‘中華文化’ 的保守性，制衡本地社會的反對力量，制止五四啟蒙運動在香港的展開。這種內含強烈殖民性和封建性的 “中華性”，大家都還可以在今天的香港感受到。又透過例如 “新儒家” 學說的重返大陸，這些在海外發展、凝結的 “中華性” 想像，亦愈來愈具體的模塑著包含海內、海外中華世界 (即華文、華人世界) 的現實。
當然，離散華人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它和不 同時代下不同的中國政權、黨派的關係。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都充滿著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如何孕育中國各種 黨派的生成、發展，以及這些黨派或政權又如何反過來，操弄引導這些離散華人族群中間的民族主義感情這等錯綜複雜的歷史軌跡。不過，這種遠離大陸本土，甚至 身處海峽兩岸之外而形成的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又的確塑造出一些不與各中國政權相互重叠的批判空間。縱然目前有向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實體權力掛靠的趨勢，但作 為一種批判話語的活動，離散華人民族主義仍然在不少具體課題上，權充思想和感情上的批判與迴旋空間。十五年來，每年在香港維園舉行的六四悼念活動，就是一 個明顯例子。而香港人主體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就正在於為那種 “離散性的” 民族主義，保留更多的積極性和可能性：即是要保衛一個既在外，亦在內的獨立批判空間。這種自主而非排他、異議而非隔絕的思想和情感空間，也是與殖民經驗的 反省批判互通的。
空間想像和地方主體性
要指出的是，離散華人民族主義主要是由空間敘事為主軸，它有非常突出的空間性，它 述及的是一系列關於遊子／歸鄉／復國等等關於空間遷移的故事和想像，有時 甚至是沒有實體對應物的幻想。香港人作為一個離散華人社群，長期以來都是活在由這種離散華人民族主義所提供的政治地理想像空間中，去尋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換句話說，作為一套拉康(Lacan)所謂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往往作為地方主體性形成過程中的“大寫他者”(Big Other)。因此，香港的自我認同也有強烈的空間性。上面提過的所謂 “海峽兩岸的唯一的公共空間” 的說法，就是一個例子。香港也常常被描述為一處 “夾縫”，或者一塊 “福地”， 以至過去二十年整個關於香港 “回歸” 的想像，都是一些關於政治文化地理的空間論述的結果。以空間位置來界定香港的身份和主體性，已經習以為常到一個程度，令香港人忘懷了要去回看自己的歷史， 去前瞻自己的未來，處身於一種時間感非常空白的迷糊狀態。長時間以來，它甚至令人以為，香港內部的種種問題，只要完成 “回歸”，一切都會得到解決。今日也有不少人，試圖迴避那些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核心，一天到晚都只是去談如何 “背靠”、怎樣 “面向”….。
過 去二十年來，香港人最熟習的一種空間性的想像自我方式，就是把香港說成是 “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 “示範單位” 在香港的意思是出賣樓房的樣板，它被裝飾得美輪美奐，但它的作用和價值僅在於 “示範”。可是現在， “一國兩制” 已是賣不出去的樓房，示範單位也沒有人來買，這也是目前香港人感到失去方向、價值的危機所在。當這種基於政治地理空間的自我想像瓦解之後，香港主體性的問 題開始浮現，香港人才開始知道要從歷史、時間的向度，追尋自己的過去，探索自己的未來。殖民歷史、殖民經驗的問題變得日益逼切。問題是：如果香港不再是一 國兩制的示範單位，香港還可能是甚麼？所以，香港當下政治文化討論的一個關鍵詞是，甚麼才是香港的 “核心價值” ？這說明了香港開始走出原來的政治地理空間想像。
比較城市學
事實上，我提出要深入研究的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在過去雖是各 地華人社會相互溝通的基礎，也是它們在香港產生互動的一種通行話語。但隨著它的理想性格的日漸 剝除，要找真正信奉這套東西的人，是日益困難的了。在感受到所謂香港 “衰落” 而激發出來的那種尋求新的身份定位的過程中，慢慢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套關於跨城市比較的話語。香港人非常急切的用台北、北京、上海、廣州、星加坡，甚至澳 門、珠海、深圳等來和香港比較。跨越城市而來的話題、形象，也已經逼在身旁，不斷被參照、挪用、徵引，甚至已成了 “我們” 的一部份。例如，台灣政治其實已成了香港現實的一部份，報章評論又往往會斷章取義的說甚麼台灣經驗，不時又會議論誰是香港的 “大咀巴” (呂秀蓮)，政治辯論中不時出現質疑對手是否港獨，但更多是不斷追問、追擊誰是否支持台獨……。
再者，甚麼 “城市競爭力排名榜”、 “城市首腦排名榜” 等談論，舖天蓋地，不一而足。董建華就常給拿來跟馬英九比，跟王歧山比，跟李光耀比，跟何厚鏵比。我或者可以在這裡作另一項提議，就是發展一門新的學問， 叫作 “比較市長學” (Comparative Mayorism)。當然，這個不是香港獨力追求的結果。我幾年前來這個場地參加的另一個會，就聽過夏鑄九大力解說推動亞洲跨城市聯盟的重要。今天看來， 這個試圖繞過民族國家框框的構想，可算已初步實現了。這些跨城市的比較想像，已經成為生活現實的一部份。亞洲城市，特別是華人城市之間的競爭想像，已成了 全球化的年代，超越民族國家想像而來的一套新的通用術語。
然而，我還未能完全確定這套新的話語和想像方式的政治意含是甚麼，性質是甚麼，它是否可以真的讓我們跳出民族國家、跳出帝國。讓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一 方面，跨城市比較的話語以管理、領導能力、城市競爭力作為基本術語，有利於繞過民族國家的僵硬框框，動員市民推行改革政治，為公民社會建立地方主體性， 開拓新的話語和運動空間。例如龍應台在香港，就很突出的 “呼喚香港公民運動的開展”，效果很好 (明報，2004.12.1)。當她痛斥港府無理的拒絕馬英九來訪香港時，她既質疑 “香港政府的承擔和格局”、又批評 “北京處理兩岸政策的文化水準和文明程度”。她呼籲香港決策者應珍惜自己的國際經驗、法治基礎、人權價值、言論自由和決策自由，也即 “自主的香港空間”。否則， “香港很快就會成為華南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所有歷史為它累積的優勢都要失去，被上海、被深圳、被珠海取代” (明報，2005.1.6)。事實上，龍應台這些批評措辭，正是香港目前政治論辯的基本術語。她文字的魅力和批判的力度，卻使這種批判性的城市比較意識， 更為深入人心。
但另一方面，城市衰落的恐懼、城市競爭的比較，亦顯露出它的另一種可能發展方向。同是來自台灣的南方朔，最近也頗為矚目的 議論香港政事。在早前澳門慶祝回 歸五周年的時刻， “港澳比較” 又成為新一輪的城市比較話題。南方朔在一篇報章評論的文章中，聲稱 “普遍歷史經驗” 和 “西方經驗” 都已證明，要首先發展一種 ‘資產階級民主’ 才能發展 “普遍民主”，所以香港不應 “反資”，不應學台灣的民粹主義，而是應由企業精英為主，在北京協助下建立一套新的 ‘香港論述’，形成一種 “資產階級民主” (明報，2004.12.29)。南方朔說這是在參照、比較澳門的經驗之後而提出這建議的。他在同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澳門回歸後一切順利，最主要的即在 [澳門和母國中國] 雙方的有感情和互信。澳門的特區政府在北京協力下，奧援不斷。由於有感情、有互信，有奧援，於是諸事順遂，人民福祉也大大提升。澳門特區政府所處的，乃是 ‘無論怎麼做都不會錯’ 的形勢。” (相對來說，董建華就在 “政治超載” 下， “無論做甚麼都不會對”)。
縱或南方朔提出對台灣民 粹主義的批評是對的，但我不知道，他提出的這套 “資產階級民主才是真正良好的民主” 的建議，有沒有在台灣提出過，具體運作的構想如何，是否想台灣參照香港目前那套並非普選，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所謂 “功能團體” 或 “八百人選舉團” 制度。但無論如何，他在訴諸所謂 “普遍人類經驗” 的說辭底下，似乎卻是一套具體得多的 “比較城市” 的論述。而且，在這套論述當中，與北京建立良好關係，似乎是比一切都優先的前提。這種關係所遵從的，更似是一種人們早已非常熟悉的 ‘帝國’ 政治邏輯。所以，在城市存亡的論述底下，也巧妙地複製了一種新的 ‘帝國’ 邏輯和 “普遍主義” 論說。至於這種 ‘帝國’ 政治邏輯下，相互互動時所要求的那種 “感情”、 “互信”，能否對之作一個仁慈軟性的解讀，把它看成是中華世界獨有的 “天下” 觀裡頭的 ‘朝貢關係’，就要看大家怎樣評斷了。
城市達爾文主義？
總的來說，在脫離了離散華人民族主義之後，在華人世界冒現出來的 新的政治地理想像秩序，最終究竟是怎樣的形態，相信仍要觀察。但我以為那也許既非盡是一種 (是否行 ‘王道’ 的？) 帝國／天下，也不是平等公民權真正得以確立、承認的民族國家，而是一種既有強烈權力等級差距的空間秩序，以及線性時間壓迫感極強的新的 “城市達爾文主義”。在城市之間、在城市與非城市之間，除了激烈的經濟競爭外，更會形成新的文化和象徵位階，和新的競逐權力遊戲。而關於 ‘帝國’ 的權力慾望和秩序想象 (或想像秩序)，也會在其中 (再次) 發酵。
我相信這種新的城市競爭格局，也可以幫助我們去預示，在泛中華世界 浮現的新的政治秩序，也可以幫助解釋，那些不惜代價地，爭相為各自城市建立地標的市長政 治行為。香港的西九龍計劃，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這種所謂 “地標心態” 實是資本邏輯也無法完全解釋得來的。這種形勢和背景，或許正是未來亞洲華人社會之間參照、互動的主調。
這種現實的逼切課 題，更令人覺得需要去回溯、檢視 “中華性” 當中的 “殖民性” ，因為， “殖民性” 既指謂那種意圖把他者對象化，階序化，並按此進行改造，以資利用的權力慾望，也指謂那種已經刻鑄在我們身、心、想像之中的受殖民經驗，及在這經驗中形成的 知識和感覺結構。那種殖民權力慾望，可以是在一個帝國的框架底下，也可以在一個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得以體現，它們也可以滲透到地方和城市的想像、意識和權力 形構中去，開展各種或對外或對內的殖民關係。 “香港” 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就是這種並非香港獨有的 “中華性” 和 “殖民性” ，相互複雜糾纏的典型實例。而只有從反顧比香港更廣大的中華世界內的殖民經驗，對這種慾望的揭露和醒覺，才可以真正展開。
(修訂自發言稿)
2005年亞洲華人文化論壇
第二組：探索未來：華人社會互相參照／平等互動的可能性
台北市文化局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主辦
2005. 1. 11
這 次獲邀請來到台灣，參加這一場題為華人社會互相參照／平等互動的討論，原來是有點感到為難的，可能因為香港最近事情多、環境變化大，普遍情緒是對前景感 到很不明朗，所以不知如何分析。香港人以前都不大覺得華人社會之間的互動問題是值得思考討論的，因為自由的互動、交往，特別是利用香港這個地理空間作為交 往的地方，一直都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最近，這些一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不再理所當然了。例如我剛來之前，香港就發生了港府拒絕台北市長馬英九訪問香港 的事，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事實上，香港人對於甚麼是自己可以掌握，可以思考的事，愈來愈有把不住的感覺。例如，一些報章的社論最近也提 出，誰會當上下一任特首，有一部份取決於兩岸 局勢和關係。以前，香港被視為華人社會互動最頻繁的地方，甚至曾被描述為 “海峽兩岸唯一的公共空間” (鄭樹森)。可是這些預設，現在好像都要重新思考。香港人不習慣於思考這些事情，在目前這個有點失去了方向和定位的時刻，不時甚至感到需要由其他人來幫香 港人思考。
事實上，這幾年來從外地來香港，又積極地為香港提供這樣那樣的意見的其他地方的華人，實在不少。不要說報章上的各式評論員，很 多其實都來自大陸，就是從台 灣去提供參照、經驗的，亦比以前漸多。這些外地來人的意見，總的來說還是能起積極作用的。例如龍應台最近在港，就因為寫了幾篇文章和發表了一些演講，迴響 很大，差不多就像隻手幫助掀起了一場關於西九龍發展問題的公民運動。最近，剛才致辭的廖咸浩局長，也來過香港給了一些文化問題上的意見，都是當下整個場景 的一個部份。這些不同華人社會之間的互相參照、學習和互動，看來都是很正面、效果良好的。香港人有一種想法是，反正自己都想不通這些問題，就索性聽外面的 人怎樣來說來想，甚至有時要代替我們來說來想。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這幾天討論以來，不時碰到一些關鍵術語，例如 “天下”、 “帝國”、 “民族國家” 等，與會者又熱烈爭論，究竟中國是 “天下”？是 “帝國”？還是 “民族國家”？我從身處香港的這個位置出發，也本著自己比較悉的歷史社會學研究，認為可以提出一個討論和將來做研究的方向，作為上述爭論的一個介入點。我 的建議是對我稱之為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diasporic Chinese nationalism)的現象和歷史，作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因為，這個研討會上爭論的，往往都內含著 “甚麼才是華人？” 這個大問題。但當中有一個沒有深入檢視的歷史敘事假定，就是將 “民族國家” 設想成要來對抗 “全球帝國霸權”，相呼應地， “中華性” (Chineseness)就往往被想像成與 “殖民性”(Coloniality)相分離、相對立。我以為，這些假定都是建立在一個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之上，而我所建議的對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的研究，正是要提出一個新的切入點，對這種二元對立模式重新思考。這個切入點可以讓我們正視 “中華性” 當中的 “殖民性” 。
“離散 華人民族主義” 的研究，既要求我們審視中國民族主義的 “海外” 基礎，也要求我們審視屬於各地離散華人社群內的華人民族主義。它已發展了好一段長時間，既包含了它的中心／整體的面向，也包含了它的地方／部份面向。這些 不同的面向各有區分，又互有關連。我們也應仔細區分不同時期、不同境域下離散華人民族主義的性質差異。
所以，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是一個既有一般性，又有在地意義的課題。它的意含，當然不單止於香港，但香港的確可以提供一個特別的視角，因為香港既是一個受英國殖民統治了一百五十多年 的地方，也同時是孕育離散華人民族主義的其中一個主要基地。例如，孫中山下決心搞共和革命，就是因為在香港習醫之餘，目睹了一個很不相同的社會。香港買辦 何啟、胡禮垣等，亦在香港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意念和 “新思想”，對往後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影響甚大。
事實上，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 極其複雜的現象。但目前華人、華文世界討論中國民族主義的觀點，太多是基於二十世紀的情況，太少再往前回溯十九世紀末孕育 出中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想像的權力形構，以及它與當時整個全球帝國及殖民主義文化權力格局的關係。舉例來說，十九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策略，亦即由一 位香港總督 (同時也是創辦香港大學) 的盧押 (Lugard)所提出的 “間接管治” (Indirect Rule)原則，就很少被仔細討論。所謂 “間接管治” 原則，就是要培養效忠於大英帝國的土著代理人，來管治土著。依照這管治原則，大英帝國並不熱衷於花費鉅大的去直接管治華人，佔奪華人土地，反而發展和利用 各種文化機制，在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培養了各式買辦、 “假洋鬼子” 等的人物，實現有利於大英帝國利益的政策。這些人物在中國不少民族主義敘說中都有出現，但對他們的制度背境作分析的則甚少。
事實上，重閱 這段香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歷史，不單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香港，也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晚清洋務運動的性質。它不應簡單地被看成一場清政府和中國士 大夫發起的 “自強運動” 。事實上它也是英帝國透過香港作為一個基地，培養效忠英帝國的殖民人才，意欲把衰落中的清帝國，改造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納入大英帝國勢力範圍的殖民計 劃。另外，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香港歷史，說明了中國的共和革命和英國殖民力量如何互相影響、合作，這些史實都是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往往輕 視，但卻極其重要的一頁。因為只有理清這段歷史，我們對現代中國作為一個 “民族國家” 的性質，才能展開真正有意義的檢討。
總而言之，仔細了解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各個 “海外華人” 社群，如何作為初期離散華人民族主義的組織者和推動力量，更會幫助我們認清，今日的 “中華性”／ “中華族裔認同” 當中的殖民歷史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如何塑造關於中華／中國的自我想像。
走出民族悲情的敘事框架
為 甚麼這項研究重要？我以為正因為檢示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及了解當中的 “殖民性”，並不是說 “中華” 就必然等同於 “帝國”，(又或者辯說這 “帝國” 曾是或可以是一種不同性質的 “帝國” ( “天下”？))，而是它可以為我們打開中華世界內，各式民族主義話語的一些死結，那就是把民族主義問題的討論，局限於述說各種民族悲情。因為關於離散華人 民族主義，及其相關的殖民性、殖民經驗的故事，不一定是關於民族悲情的故事，特別是關於受害人或受害狀況(victimhood)的悲情故事。我們往往將 革命 (民族革命) 想像成很有悲情成份。但對於整個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以香港為基地，支持孫中山去搞革命的會黨，以及在香港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貿易、苦力貿易而致富、及 後成為金融資本家，爭取分享中國鐵路開發權的香港人來說， “中華性當中的殖民性” 所說的，很難完全是一個很悲情的故事。
當然，作為一 種民族主義的話語，“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也有著和其他民族主義一樣的悲情敘事結構。但我認為需要區分箇中不同的 “悲情”，第一種是在西方挑戰面前，士大夫和精英階層普遍感受的屈辱，第二種卻是一種普羅百姓都曾切身感受到的逃難、流離的悲情，特別是抗日和國共內戰後 的那種更為廣泛的飄泊異鄉的悲情。在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當中，這兩種悲情起源不同，卻又相互指涉、互動。在海外華人社群，這些悲情記憶和經歷，在不同時期起不同作用。舉例來說，在諸如馬來西亞和香港等地，離散 華人民族主義都曾結連當地反殖民主義統治的抗爭，是左翼進步政治、理想主義的一股動力，但在今時今日，卻又往往失卻了那種理想主義色彩。
更 重要的是，目前流通在內地和海外的那種大中華民族主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其實是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向右轉向的結果，是 “海歸派” 華人資本擴張的一個組成部份。這種大中華民族主義試圖完成的，是中國民族國家的建設，但它的想像世界卻又不只於將中國塑造成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具有帝國式 的內涵和視野。這種帝國式的想像結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已經介入到當代華人的政治和地理想像建構中去。究竟這股力量如何透過強勢的新全球殖民知識架構、 感覺架構，慢慢改造了關於 “天下” 的想像為一種 “帝國” 的想像；如何把飄泊離散的悲情，轉化移置為一種 “還鄉式的殖民凝視”；在實際操作中，又如何以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為旗號，協同民族國家的國家機器為工具，滿足的卻是各種殖民主義式的 “文明開化” 大計 (Civilizing Mission)，應是一些要嚴肅討論的課題。因為從大量的身邊經驗和民俗誌考察，我們都會發覺這些海歸華人在一堆愛國主義措辭底下，每每是一種拓荒者意 識，試圖對 “未開發” 的人民和土地，進行墾殖的心態。這種文化和權力形態不難令人想到，眼前活現的現實，是否正在完成香港，及其他各類離散海外的華人，早在一百多年開始參與 了，但還未完成的殖民計劃。所以我認為，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知識心態的相互糾結，實是了解當前文化權力格局的重要面向。
當然，離散華人民 族主義也必定會涉及華人民族主義在各離散華人社群和各海外華裔社會的具體形態和歷史影響。例如，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過程，曾經嘗試以 鞏固一套中國文化，甚至建立一套國教為手段。康有為所建立的孔教，在大陸雖然因為維新失敗而告終，五四運動亦大大衝擊了這種思想和相關的機構。但在海外， 當年創建的孔教信仰，及其對中華文化的想像和各式文化計劃，其實並沒有消失，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於海外華人社群生根，成為海外華人自身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 份。這種關於 “中華文化” 或 “中華性” 的想像，就更有和西方殖民統治長久的糾纏經驗。以香港為例，二十年代香港的英國殖民政權，就曾在香港利用這種 ‘中華文化’ 的保守性，制衡本地社會的反對力量，制止五四啟蒙運動在香港的展開。這種內含強烈殖民性和封建性的 “中華性”，大家都還可以在今天的香港感受到。又透過例如 “新儒家” 學說的重返大陸，這些在海外發展、凝結的 “中華性” 想像，亦愈來愈具體的模塑著包含海內、海外中華世界 (即華文、華人世界) 的現實。
當然，離散華人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它和不 同時代下不同的中國政權、黨派的關係。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都充滿著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如何孕育中國各種 黨派的生成、發展，以及這些黨派或政權又如何反過來，操弄引導這些離散華人族群中間的民族主義感情這等錯綜複雜的歷史軌跡。不過，這種遠離大陸本土，甚至 身處海峽兩岸之外而形成的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又的確塑造出一些不與各中國政權相互重叠的批判空間。縱然目前有向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實體權力掛靠的趨勢，但作 為一種批判話語的活動，離散華人民族主義仍然在不少具體課題上，權充思想和感情上的批判與迴旋空間。十五年來，每年在香港維園舉行的六四悼念活動，就是一 個明顯例子。而香港人主體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就正在於為那種 “離散性的” 民族主義，保留更多的積極性和可能性：即是要保衛一個既在外，亦在內的獨立批判空間。這種自主而非排他、異議而非隔絕的思想和情感空間，也是與殖民經驗的 反省批判互通的。
空間想像和地方主體性
要指出的是，離散華人民族主義主要是由空間敘事為主軸，它有非常突出的空間性，它 述及的是一系列關於遊子／歸鄉／復國等等關於空間遷移的故事和想像，有時 甚至是沒有實體對應物的幻想。香港人作為一個離散華人社群，長期以來都是活在由這種離散華人民族主義所提供的政治地理想像空間中，去尋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換句話說，作為一套拉康(Lacan)所謂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往往作為地方主體性形成過程中的“大寫他者”(Big Other)。因此，香港的自我認同也有強烈的空間性。上面提過的所謂 “海峽兩岸的唯一的公共空間” 的說法，就是一個例子。香港也常常被描述為一處 “夾縫”，或者一塊 “福地”， 以至過去二十年整個關於香港 “回歸” 的想像，都是一些關於政治文化地理的空間論述的結果。以空間位置來界定香港的身份和主體性，已經習以為常到一個程度，令香港人忘懷了要去回看自己的歷史， 去前瞻自己的未來，處身於一種時間感非常空白的迷糊狀態。長時間以來，它甚至令人以為，香港內部的種種問題，只要完成 “回歸”，一切都會得到解決。今日也有不少人，試圖迴避那些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核心，一天到晚都只是去談如何 “背靠”、怎樣 “面向”….。
過 去二十年來，香港人最熟習的一種空間性的想像自我方式，就是把香港說成是 “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 “示範單位” 在香港的意思是出賣樓房的樣板，它被裝飾得美輪美奐，但它的作用和價值僅在於 “示範”。可是現在， “一國兩制” 已是賣不出去的樓房，示範單位也沒有人來買，這也是目前香港人感到失去方向、價值的危機所在。當這種基於政治地理空間的自我想像瓦解之後，香港主體性的問 題開始浮現，香港人才開始知道要從歷史、時間的向度，追尋自己的過去，探索自己的未來。殖民歷史、殖民經驗的問題變得日益逼切。問題是：如果香港不再是一 國兩制的示範單位，香港還可能是甚麼？所以，香港當下政治文化討論的一個關鍵詞是，甚麼才是香港的 “核心價值” ？這說明了香港開始走出原來的政治地理空間想像。
比較城市學
事實上，我提出要深入研究的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在過去雖是各 地華人社會相互溝通的基礎，也是它們在香港產生互動的一種通行話語。但隨著它的理想性格的日漸 剝除，要找真正信奉這套東西的人，是日益困難的了。在感受到所謂香港 “衰落” 而激發出來的那種尋求新的身份定位的過程中，慢慢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套關於跨城市比較的話語。香港人非常急切的用台北、北京、上海、廣州、星加坡，甚至澳 門、珠海、深圳等來和香港比較。跨越城市而來的話題、形象，也已經逼在身旁，不斷被參照、挪用、徵引，甚至已成了 “我們” 的一部份。例如，台灣政治其實已成了香港現實的一部份，報章評論又往往會斷章取義的說甚麼台灣經驗，不時又會議論誰是香港的 “大咀巴” (呂秀蓮)，政治辯論中不時出現質疑對手是否港獨，但更多是不斷追問、追擊誰是否支持台獨……。
再者，甚麼 “城市競爭力排名榜”、 “城市首腦排名榜” 等談論，舖天蓋地，不一而足。董建華就常給拿來跟馬英九比，跟王歧山比，跟李光耀比，跟何厚鏵比。我或者可以在這裡作另一項提議，就是發展一門新的學問， 叫作 “比較市長學” (Comparative Mayorism)。當然，這個不是香港獨力追求的結果。我幾年前來這個場地參加的另一個會，就聽過夏鑄九大力解說推動亞洲跨城市聯盟的重要。今天看來， 這個試圖繞過民族國家框框的構想，可算已初步實現了。這些跨城市的比較想像，已經成為生活現實的一部份。亞洲城市，特別是華人城市之間的競爭想像，已成了 全球化的年代，超越民族國家想像而來的一套新的通用術語。
然而，我還未能完全確定這套新的話語和想像方式的政治意含是甚麼，性質是甚麼，它是否可以真的讓我們跳出民族國家、跳出帝國。讓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一 方面，跨城市比較的話語以管理、領導能力、城市競爭力作為基本術語，有利於繞過民族國家的僵硬框框，動員市民推行改革政治，為公民社會建立地方主體性， 開拓新的話語和運動空間。例如龍應台在香港，就很突出的 “呼喚香港公民運動的開展”，效果很好 (明報，2004.12.1)。當她痛斥港府無理的拒絕馬英九來訪香港時，她既質疑 “香港政府的承擔和格局”、又批評 “北京處理兩岸政策的文化水準和文明程度”。她呼籲香港決策者應珍惜自己的國際經驗、法治基礎、人權價值、言論自由和決策自由，也即 “自主的香港空間”。否則， “香港很快就會成為華南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所有歷史為它累積的優勢都要失去，被上海、被深圳、被珠海取代” (明報，2005.1.6)。事實上，龍應台這些批評措辭，正是香港目前政治論辯的基本術語。她文字的魅力和批判的力度，卻使這種批判性的城市比較意識， 更為深入人心。
但另一方面，城市衰落的恐懼、城市競爭的比較，亦顯露出它的另一種可能發展方向。同是來自台灣的南方朔，最近也頗為矚目的 議論香港政事。在早前澳門慶祝回 歸五周年的時刻， “港澳比較” 又成為新一輪的城市比較話題。南方朔在一篇報章評論的文章中，聲稱 “普遍歷史經驗” 和 “西方經驗” 都已證明，要首先發展一種 ‘資產階級民主’ 才能發展 “普遍民主”，所以香港不應 “反資”，不應學台灣的民粹主義，而是應由企業精英為主，在北京協助下建立一套新的 ‘香港論述’，形成一種 “資產階級民主” (明報，2004.12.29)。南方朔說這是在參照、比較澳門的經驗之後而提出這建議的。他在同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澳門回歸後一切順利，最主要的即在 [澳門和母國中國] 雙方的有感情和互信。澳門的特區政府在北京協力下，奧援不斷。由於有感情、有互信，有奧援，於是諸事順遂，人民福祉也大大提升。澳門特區政府所處的，乃是 ‘無論怎麼做都不會錯’ 的形勢。” (相對來說，董建華就在 “政治超載” 下， “無論做甚麼都不會對”)。
縱或南方朔提出對台灣民 粹主義的批評是對的，但我不知道，他提出的這套 “資產階級民主才是真正良好的民主” 的建議，有沒有在台灣提出過，具體運作的構想如何，是否想台灣參照香港目前那套並非普選，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所謂 “功能團體” 或 “八百人選舉團” 制度。但無論如何，他在訴諸所謂 “普遍人類經驗” 的說辭底下，似乎卻是一套具體得多的 “比較城市” 的論述。而且，在這套論述當中，與北京建立良好關係，似乎是比一切都優先的前提。這種關係所遵從的，更似是一種人們早已非常熟悉的 ‘帝國’ 政治邏輯。所以，在城市存亡的論述底下，也巧妙地複製了一種新的 ‘帝國’ 邏輯和 “普遍主義” 論說。至於這種 ‘帝國’ 政治邏輯下，相互互動時所要求的那種 “感情”、 “互信”，能否對之作一個仁慈軟性的解讀，把它看成是中華世界獨有的 “天下” 觀裡頭的 ‘朝貢關係’，就要看大家怎樣評斷了。
城市達爾文主義？
總的來說，在脫離了離散華人民族主義之後，在華人世界冒現出來的 新的政治地理想像秩序，最終究竟是怎樣的形態，相信仍要觀察。但我以為那也許既非盡是一種 (是否行 ‘王道’ 的？) 帝國／天下，也不是平等公民權真正得以確立、承認的民族國家，而是一種既有強烈權力等級差距的空間秩序，以及線性時間壓迫感極強的新的 “城市達爾文主義”。在城市之間、在城市與非城市之間，除了激烈的經濟競爭外，更會形成新的文化和象徵位階，和新的競逐權力遊戲。而關於 ‘帝國’ 的權力慾望和秩序想象 (或想像秩序)，也會在其中 (再次) 發酵。
我相信這種新的城市競爭格局，也可以幫助我們去預示，在泛中華世界 浮現的新的政治秩序，也可以幫助解釋，那些不惜代價地，爭相為各自城市建立地標的市長政 治行為。香港的西九龍計劃，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這種所謂 “地標心態” 實是資本邏輯也無法完全解釋得來的。這種形勢和背景，或許正是未來亞洲華人社會之間參照、互動的主調。
這種現實的逼切課 題，更令人覺得需要去回溯、檢視 “中華性” 當中的 “殖民性” ，因為， “殖民性” 既指謂那種意圖把他者對象化，階序化，並按此進行改造，以資利用的權力慾望，也指謂那種已經刻鑄在我們身、心、想像之中的受殖民經驗，及在這經驗中形成的 知識和感覺結構。那種殖民權力慾望，可以是在一個帝國的框架底下，也可以在一個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得以體現，它們也可以滲透到地方和城市的想像、意識和權力 形構中去，開展各種或對外或對內的殖民關係。 “香港” 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就是這種並非香港獨有的 “中華性” 和 “殖民性” ，相互複雜糾纏的典型實例。而只有從反顧比香港更廣大的中華世界內的殖民經驗，對這種慾望的揭露和醒覺，才可以真正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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