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殖民地還是殖民城市？
關於香港政治和文化定位的討論中，一經常出現的疑問是：香港是否一個殖民地？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民族主義者認為，九七回歸是殖民統治的終結。但中國官方的說法，卻從來沒有承認香港是一個 “殖民地”。一九七二年中國政府要求聯合國在殖民地名冊上除去香港及澳門兩個名字，就是這種否定香港為殖民地的觀點和政策的明證。然而，把香港描述為一個殖民地，卻又的確使得整個香港 “回歸” (中國收回／恢復行使香港主權) 的舉動，套上民族大義的神聖的色彩。另一方面，國際媒體和評論者，亦普遍地把1997之前的香港視為所謂 “最後的殖民地”，將英國統治者下旗歸國的故事，解讀成近代西方殖民主義最後終結的一幕。於是乎，香港的殖民性質問題，卻在這種既有承認，亦有否認的互相矛盾的述說中含含糊糊地一再延擱。
九十年代世界各地冒起了後殖民理論和後殖民研究，也引起本地學者興趣，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香港並非 “經典” 意義上的 “殖民地”。可是，這些研究和討論，對於香港這個地方 “非典型” 的 “殖民” 性質，卻少有探討。這種情況導致兩種不同後果：要不是將 “殖民” 一詞，視作意義清晰，並用作強烈價值判斷的政治用語。要不就是悄悄將殖民性質，殖民經驗存而不論，例如簡單地稱香港為 ‘現代城市’ 。政治評論員洪清田94年在明報發表一篇文章，就以「不是殖民地，何來殖民統治」為題，反駁李鵬說要終結香港殖民統治的談話。[1]事實上，香港學界對香港 ‘殖民性質’ (coloniality) 缺乏細緻和全面的了解，令得關於後九七香港社會趨勢的探討上，出現兩種至少是字面上對立的描述，其一是“再殖民化” (出自香港基督徒學會96所篇一書的標題《再殖化邊緣的香港》(郭乃弘，1996)) 和 “再國族化” (馬傑偉，2006) 兩種對立的觀點。本文無意討論這兩套觀點的實質內容，只是想指出兩種說法都隱含了「殖民」與「國族」乃二元對立項的假設。
這種二元對立的論說預設了殖民過程是導致國族身份缺失的原因，而終結殖民狀態，乃是國族身份復歸。與這二元對立緊密扣連的，是西方(殖民)與中國(國族)的對立。在這對立項的框架底下，香港被視作 “西方” 與 “中國” 兩大地緣政治實體之間相互角力的磨心或夾縫。筆者無意複述香港過去十多年環繞 “夾縫” 想像的有關討論，在這種想像中，香港被視為 “西方” 與 “中國” 之間的中間地帶。[2]我的論點毋寧是想提出，上述爭論所依賴的二元化空間概念，可能無意中遮閉了關於香港這個生存空間的另一種考慮。我在本文主要想提出的觀點就是，我們或許應該更多考慮香港作為一個 “城市”，或者更進一步，將香港視為一個 “殖民城市” ，研究它的經驗特質。我認為，把將香港視作一個 “殖民城市” ，而非一個 “殖民地” ，或者可以開發更多反思的空間，有助解決香港研究的某些在概念上的困難，利便香港疏理自身在過去或未來的政治定位。
事實上，自97主權移交以來，一種新的地市政治想像，正在香港迅速冒起。 “城市” 已經作為一種主導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取代國族、西方、夾縫等等術語，成為香港認同和文化身份角力的新焦點。一方面，有董建華時代遺留下，要將香港建設成 “亞洲的世界城市” 的主導意識形態建構，也有來自公民社會 (民間社會)對城市政治、城市議題、城市社會運動等的積極投入。一種與過去大不相同的城市意識，城市政治動力，正在浮現。本文重點在於為這個問題提供歷史和概念上的疏理，目的是為這種新興起的城市意識，提供一些對照和比較的思考空間。
香港特色的殖民城市
事實上，將殖民城市作為一個分析焦點，始自人類學家Redfield & Singer (1954)(區分出被西方殖民宗主文化嚴重改變和瓦解的變異城市(heterogenetic city)與固守原有文化的直生城市(orthogenetic city)地區，後有 Abu-Lughod (1965)(分析西方城市形式如何引入非西方地區)、McGee (1967)(指殖民城市的功能在於成為殖民剝削的神經中樞)，及至Ross & Telkamp (1985)(對不同殖民城市作功能、性質等的分類) 。Anthony King (1990)則更提出世界城市體系的論說，改造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學說，以城市作分析視角，探討城市與世界體系的關係，從而解釋殖民城市在殖民主義歷史的重要性，探討殖民城市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關係。
早期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被不少批評者指責，過份以單一的資本累積形式或生產模式，作為解釋世界體系發展的原因。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就偏離了歐洲中心的近代史觀，考察亞洲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如何在與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過程產生互動，構成一個東亞的地區貿易網絡。濱下武志的研究指出，香港雖然一直是在英國殖民式的統治底下，但香港對中國一直都起著重要的經濟作用，是一個居於華南及東南亞地區網絡的中心。濱下武志有關研究的重要性，在於突顯了一種以城市為紐結的多向度的歷史網絡分析，而不是以西方／國族二元對立的觀點，或者簡單的中心／邊緣的觀點，來為香港這個地方定位。
Anthony King 的世界城市體系理論，也從批判華勒斯坦的經典觀點出發。他認為世界城市體系的形成，以及殖民城市的發展，也不是依從單一的世界體系邏輯，而是結合了殖民主義的政治宰制、資本主義、工業化、和 “西方化” 的文化趨勢等多種原素，綜合發展出不同的殖民城市形態。可是，不少香港研究雖然都有把香港視作一個 “非典型” 的殖民地的背書，但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先去斷定有一種經典的殖民地型態，然後推說香港是如何的不符合這個典型，而是去發展一個更寛闊的份析框架，以顯出香港歷史形態的多變性和獨特歷史特質。Anthony King 的多元分析視角，可以警醒論者不應輕易把香港納入 “殖民／去殖民” 的單元宏大歷史架框，而忽略了在不同層次上的具體分析。
Anthony King 的世界城市體系理論亦指出，對殖民城市的研究非單為了找出非歐洲的被殖民地區在歐洲殖民主義侵佔下，如何形成及影響了城市的發展，而是要更進一步說明，從城市和周邊地區的一般關係出發，探討殖民城市和周邊被殖民地區的關係。因為，如果我們從城市乃是要靠非城市所提供的剩餘所供養，以及需要駕馭非城市的腹地才能發揮其功能這個角度來考慮，我們甚至可以說所有城市都具有某種殖民性質。而這種性質並非源自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雖然歐洲殖民主義擴張的這一段歷史，曾深刻地以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的邏輯來強化及重組這些殖民關係。Anthony King的世界城市體系理論，就是要在一個全球層次上，考察不同地域的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盤剝關係、宗主國城市和殖民地城市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是如何扣連在一起。這種層層疊疊的剝削關係，合組成一幅複雜的殖民權力圖畫。它容讓我們以殖民關係來重新審視空間關係，卻不是將 “歐洲／非歐洲” 作為殖民歷史不需置疑的分析單位。
所以，我們不可以將殖民主義歷史簡單等同為 “西方帝國主義強權欺壓” 的歷史。發展這個分析視角，更有助於我們更細緻地說明城市所牽涉到的多重複雜的殖民權力關係，以及香港殖民歷史經驗錯綜複雜的性質。具體來說，單單將香港看成是西方殖民主義對中國擴張過程的產物，並且以為這個大論述所說的就是香港殖民經驗的全部，我們就容易忽視了，香港的殖民建構當中華人所佔據的角色、利益和位置。
華人與作為文化的殖民城市制度
首先，香港華人土著居民不多。雖然不至於如英人所描述乃荒辟小島，但事實上土著和外來殖民者的對立關係，在香港島甚至九龍半島割讓開發的初期，都不是主要的矛盾所在。相反的，不少在中英交戰期間，為英人充當間諜、提供補給的華人，也正是香港土地開發初期，英國人的同謀者和得利者。此外，作為一個主要為鴉片貿易提供服務的港口，香港吸引了不少周邊華人來港從事鴉片貿易。其實香港這種早期發展模式，也只是一個多世紀以來，鴉片貿易在東南亞地區開發，華洋分沾鴉片貿易利益這種模式的延伸。十九世紀更為往後的階段，買賣苦力的貿易急速發展，成為香港除鴉片貿易外另一主要經濟支柱，這門生意也是華洋利益分沾的。華人自治組織如文武廟、東華醫院等，更在某種非正式的華洋分治形態下，孕育出香港本來沒有的華人特權階層，發展出香港特有的社會權力結構，由懂得與洋人打交道的華人買辦階層，壟斷了參與政府施政決策的渠道。
事實上，除卻經濟上吸取周邊腹地生產的剩餘之外，Anthony King亦特別指出殖民城市在幫助擴散一種跨國的資本工業城市文化，當中包括各種生產技術、組織制度、城市規劃方式、以致建築方法、衛生管理制度等。這些意念和意識形態的流通，實是認識一個殖民城市時不可或缺的部份。事實上，香港開埠的頭半個世紀，已經漸次發展出一個在英國總督擁有無可挑戰的憲制權利下，至少容讓部份華人精英可以參與的政經決策結構。也逐漸在這基礎上，以本身的制度、組織和市政管理，體現一種文化領導的角色，影響中國(包括南北各方的改革派官僚、知識分子和革命家)。無論是較保守的張之洞、鼓吹維新的康有為，及最後走上革命之路的孫中山，都在香港獲取靈感、啟發，並借香港為基地，開展文化宣傳和知識工作。王韜辦循環日報，也是近代中國報業的先鋒。辛亥革命之前，革命黨人也是以香港作為宣傳革命之地。當然不可忘記的是，香港大學是大不列顛帝國當年在整個東南亞殖民地地帶設立的首間大學，而華人商賈也是這項當年被視為大英 “帝國資產” (imperial asset)的積極籌劃者。[3]
或者，香港大學籌建運動中出力最多的何啟，可以說明香港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作為身處一個衰落帝國邊緣的殖民城市的地緣政治想像。何啟是香港舉足輕重的買辦階級代表，也是繼伍廷芳之後獲英人委以重任的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他和伍廷芳一樣是港英政府積極培養的雙語精英，在英國修得律師資格。但他不單關心香港政事，更與中國各界官商廣泛聯繫，利用香港英文報章議論中國政事。在後期收錄在《新政真詮》(何啟，1994)一書 (經胡禮垣翻譯) 的文章中，何啟大力倡中國開議院、建鐵路、辦日報。他反對官督商辦的、不准洋人入股鐵路的保護主義政策。主張中國地方財稅應由地方自行運用。他反對革命党的排滿主張，但也反對洋務派張之洞的保守主義，抨擊清政府外交部官員思想抱殘守缺。
在大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分類法當中，何啟是一名主張資產階級民主的改良派。然而，仔細閱讀《新政真詮》的有關文章，更會發現他在一系列關於中國全國的國策建議之間，其實貫串著一種鼓吹地方分權的思想。他主張將中國瓜分為四大政治區域 (都會)，在各政治區域，按層級建立議會制度和行政機構。以限制被選人資格的方式，選舉議員。不過，最有趣的地方，乃何啟提出 “批賃之法” ，以開民智。他說：
“批賃者，謂國家以十八省之地，出賃而聽各省之民承批，或各省之民願批其地而向國家賃取也。批賃之期或為永遠，或為百年，或七十五年或五十年，而莫不有章程，訂立斯固因時制宜，因地制利，因事酌裁者也。”
《新政真詮》各篇寫就的時間乃晚清最為衰弱的時刻，因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甲午一戰中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而香港一城之版圖，亦因英國自清朝承租新界，簽訂新界租約而得以擴充。何啟批賃土地的建議，明顯地是參照香港經驗而來。而整個地方分權的構想，也先導了期後民國初年中國聯省自治運動。出身香港華人買辦的何啟與伍廷芳等，亦曾暗中得香港殖民政府之支持，籌備廣東獨立。
我想說明的是，在上一個世紀之初，以何啟為表徵的香港買辦階層的政治地理想像，絕對沒有半點視香港為邊緣地方的色彩。何啟的政治思想，說明他既非號令全國以求翻天覆地變革的革命派，也非僅是一般的 “資產階級民主改良派”，因為 “改良vs革命” 的敘事架構，並不能解釋他的思想和主張當中，緊緊地與香港這個殖民城市的具體經驗、制度和利益扣連起來的這一個方面。
相比於那些從歐洲的學理中，借取共和、人權等大理念以支持維新或革命的中國思想家，何啟並沒有提出關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全面圖像，所以他雖然認為參政是自然基本的 “民權”，但他也和當時宗主國的民主議會理論家一樣，認為這些權利在殖民地施行時應有所限制，所以他也主張要為參選人設資格限制。所以，雖然他步步試圖說明議會選舉的理論基礎，但他並不沒有超出他作為香港這一殖民城市所培養的 “土著紳士” 視野。他的民權主張及議會創設建議，沒有不為建設一個有利於以自由貿易來打開中國大門的大英帝國，及在帝國庇護下的華人商賈利益的自由貿易制度服務。換句話說，他一方面向中國推銷設立以 “民權” 為本 (保障包括財產權等之 “自然權利”) 的議院之議，其關鍵乃是 “開啟民智” ，一如當時的帝國主義者一樣，以身負白人使命，以 “文明使命” 教化野蠻土著的主張如出一轍，卻沒有絲毫動搖君權的 “民主” 遠景。因為，激進主張勢必動搖中國和英國兩大帝國過去的合作關係，也不利於以香港為中心的殖民城市的利益。所以，他所著重的反是地方分權思想，集中於按區域瓜分經濟利益，他沒有關於共和制度的完整說明，因為他的理論基礎並非城市的平民自治。
自治城市：西方vs 亞洲
另一個有助於從城市角度反思香洪的文化政治處境的，是古典社會學大師韋伯。韋伯在《城市的類型學》(1993)中，認為雖然城市發展的起源可以有多種，但城市之為城市，而非僅是居住的聚落，乃在於城市擁有地方的市場，以及與之相應的，能制定自主經濟政策的政治制度。但並非所有經濟性意義的城市，或是所有其居民曾擁有政治行政意義下一種特別身份的要塞，在歷史上都曾經形成一個城市的共同體。他認為，城市共同體的形成是需要更多有利條件的，包括：較強的商貿關係、防禦設施、充份發展的市場、城市自身設立法庭或法律體系、一種把城市組織起來的團體形式，及至少部分決定城市自身事務的自主性，城市由市民參與選舉產生的機構所管治等。而依此定義，西方中古時期，也並非有很多地方能成為城市共同體，而東方世界則更從未形成真正可稱得上是城市共同體的東西。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亞洲城市並沒有出現相互結連，以使城市人和鄉下人區別出來的城市人團體組織
他特別指出，中國的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其實仍屬於自己的家族，或者祖先廟堂所座落的村落，城市市民往往和他們長期維持緊密關係。就算城市居民或會從屬於城市當地的職業團體，或從屬於城市內的行政區域、里弄，但根本不具備可與中古歐洲相比的城市法，而具有法人團體(corporate)性格的城市更是前所未聞。所以，在一些大型商業組織的城市，個人以城市市民參與城市自治的其程度，可能還要比起鄉村為低。因為在亞洲，城市通常是君侯的要塞，君主派來文武官員管理，並擁有所有的司法權。對韋伯來說，亞洲城市並不存在可以代表市民共同體的組織，而作為一種城市人特殊身份資格的市民權利(citizenship)觀念亦欠奉。氏族與職業團體才是共同行動的發動者，而絕非市民階層本身。韋伯還說，如果說亞洲也存在自治的話，它也僅屬於職業團體或村落，而並非出現在城市。
韋伯的比較城市研究，是在一種東西對比的大論述框架下進行，他也沒有談及殖民城市的經驗。然而，韋伯開展的這種城市政治的比較分析，有助於我們了解西方意義下的城市自治、市民權利的存在基礎，並進一步考察香港這個殖民城市的政治及文化特質。
香港並非中國自身發展出來的城市，所以在英治的一百五十年內，不能以一般亞洲或中國城市看待 (當然，在香港重新投入作為中國一個城市之後，在中國關於城市的傳統想像之下，能否走出韋伯所述的亞洲／東方城市的宿命，乃是後話。)它在英治時期，急速發展成鴉片和苦力的轉口港，也妨礙了這個殖民城市發展出自身成熟的城市自治共同體。
雖然，史家每多稱道香港很早便發展出華人自治的組織，但這些華人組織，不單沒有減弱城市中的華人與內地的氏族和鄉里之間的聯繫。而香港的殖民性質，也決定了這種以種族分隔為前提所發展出來的華人自治，不單沒有提供有利條件，讓城市整體的自治制度得以發展，亦做成香港內部的華人與非華人社群之間，出現相互猜疑的局面。東華醫院成立後勢力過急上升，歐籍社群心生疑慮，遊說殖民政府加以壓抑。於是，殖民政府更為擔心下放地方權力，會進一步做成各大小種族之間的相互對立。當後來何啟和華人買辦階級，都主張中國要減低中央集權，認真發展地方自治和議會選舉的時候，他們的政治建言反而只是針對中國，而不是他們身處的香港，從而推動建設香港本身的城市共同體意識。與其是發展屬於城市市民整體的自治理想，這些殖民華人精英，更關注於仰賴英國人在香港統治所給予他們的優勢地位。
香港在二十世紀進一步向商業和工業城市轉化，由內地移居香港的人口上升，也沒有把香港的城市市民，和他們原來從屬的氏族和鄉里組織中脫離出來，反而在頻繁的交往和遷徙流動中，這些關係更形密切。按照韋伯的分析，這些連繫正是亞洲城市難以發展出強烈的城市政治自治訴求的根本原因，因為這些連繫並不利於孕育獨特的城市公民主體性。而事實上，在香港式的殖民權力架構底下，英國人利用自身培養的華人政治精英，實行 “間接管治” 原則，只有助於模塑一種特有的望族和門閥結構，形成 “高等華人” 的貴族身份，障礙了平等市民權利觀念在政治參與的層面充份發展。而何啟向中國當政者推銷的那種有被選人嚴格資格限制的議會選舉，也可視作西方特別是英國傳統中城市望族特權的引伸。
何啓關於批賃土地之倡議，既呼應著當時新界租約的簽署，也是參照了某些歐洲中古城市的歷史經驗而得出。韋伯在<城市類型學>中就指出，歐洲不少城市的初期，乃是由企業經營者向莊園領主或君侯取得開設市場的權利而發展起來。而城市自治的市政特權，最初也是從某些身份團體(estate)特權的方式向特許經營(franchise)的方式轉化而來。何啟當年批賃土地的建議，在中國傳統中，實屬聞所未聞，顯見何啟實仿製了某些歐洲城市的發展經驗。然而在殖民主義和沒落的滿清帝國的環境下，能夠實現租借土地以擴建城市 (香港) 的，就只有靠大不列顛的帝國主義武力而已。何啟政治思想當中內含的城市政治想像，在當時作為一個殖民城市的香港提出，一方面是香港作為一個舉足輕重的殖民城市力量上升的體現，但另一方面它卻是稼接在何啟向中國朝廷的建言當中，雖然充滿內在矛盾，但卻是香港殖民城市本身的矛盾性格的產物。
從城市到本土．從本土到城市
不過，何啟所代表的那種以殖民城市為中心的城市政治，在二十世紀無法在中國生根，原因是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之後，一切地方或城市的自治方案，都給打成 “軍閥割據” 的標號，以大一統為重心的民族主義，亦以反帝國主義為號召。香港的城市地位和地方意識，亦很快被這種大一統的民族主義，貶抑為邊緣。
在香港，二十年代中共推行的激進左翼路線，首先在香港獲得了最重大的成功，激起省港大罷工，矛頭不單只針對資產階級更指向英國帝國主義。往後，夾雜在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氛圍下，以香港作為一個有別於中國的文化及政治實體的政治想像，基本上已經消失。往後，在三、四十年代相繼大量南來的作家、文化工作者，大都是身居香港卻心懷中國。雖然五四運動對香港的直接影響甚小，但南來者多身負五四的前衛風尚，以強化現代統一中國之文化基礎為務。流風所及，一切香港的地方特性、城市意識、平民文化，往往是知識份子排斥與批評的對象。三十年代有國民政府對粤語片的禁拍令、四十年代左派陣營對方言文學的抑制。可見無論左右派的文化政治論述，都心念中國的國家民族。四十年代抗戰、五十年代難民湧至，香港的人口及社會構成，又經歷另一次大幅轉變，徹底地成為新移居來港者暫借的時間和暫借的空間。香港作為一個完整意義(韋伯)的城市，倒退至稀薄定義的 “密集的‘聚落’”。政治認同的分裂，難民的寄居心態，冷戰主導的文化對抗，城市共同體更無從談起。
六十年代之後，浮現了本土一代對自身身份認同的重新思索，復現了以香港本身作為思考談論對象，並有關於香港城市特質和日常生活的考察。而所謂本土一代的思想，都是以香港作為一個生於斯，生於斯的 “地方” (place)為基調的思考，強調本土的生活方式、本土的認同、對本土的歸屬感等。這套本土話語的出現，既要反思、也要確認香港種種 “非中國” 特性，也要確立戰後二十年代一度被冷戰、逃難等環境所遮沒、遺忘掉的 “中國性”。本土認同與中國國家認同，可說是同步成長。處身晚期殖民統治的港英政府，亦在七十年代開始，明顯地介入建構 “香港歸屬感” ， “香港市民” 意識亦逐漸產生。
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出現，香港人口的族裔身份和市民身份呈現前所未見的矛盾和張力。港英政治所主導的 “香港市民” 意識，亦進一步轉化為更鮮明的 “香港人” 意識。五、六十年代一度通行的 “香港居民” 稱謂亦漸次隱退，取而代之的是概括地單稱的 “香港人” 身份。而由於中英談判當中，一直懸著一個究竟中、英之外有沒有一個 “香港代表” 問題， “香港人” 在政治談判桌上的缺席，反更使 “香港人” 在其他各種文化政治的渠道爭取現身。
在八、九十年代背景底下形成的 “香港人” 是相對於 “大陸人” 而建構起來的，也承繼著殖民城市對落後周邊地區的優越感。例如政論家洪清田就經常鼓吹應大大開展 “香港學” ，國內則應再造多幾個香港。他其中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 “大香港主義就是好”，他的一本文集更以 “中方入港尋方向” 為書名。很顯然，這種論述都有明確的城市文化政治考慮。九十年代的香港，一方面有九七的心理危機，但卻有股市樓市的超級增長，所以洪清田這種戰略上的自我膨脹，或可視作一種偶然的時代產物。然而，散見於其他當時對香港城市認同肯定的討論，其實都有意無意地，承襲著一百年前何啟的基本論調，將香港城市的體制和組織本身，視之為體現了比 “大陸” 這個地緣的他者(geo-political other)更為優越的文化。雖然，這套政治修辭一方面要將香港的殖民性質否定掉，但它所肯定的 “香港文化” 內涵，卻無不是對香港殖民經驗和殖民歷史中建立的制度，視為香港價值和獨特性的核心，切合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城市的身份。
在以制度比較為主導的香港城市意識浮現的同時，八、九十年代也激發了大量關於香港文化、香港經驗、香港生活方式等貼近日常生活層面的探討和創作，而學術界亦發展出以中產階級作為新一代香港主體的論說，共同塑造一種以感情為基礎，而非單以制度比較為基礎的地方感 (sense of place)。而英國人為了光榮徹退，也推行地方行政改革，開始引入地區選舉，為市民的政治參與提供架構，為香港這個由殖民門閥貴族、 “高等華人” 所支配的城市，打開了市民參政的缺口。七十年代居民運動為主的城市社會運動，也是以建立社區組織，增強地區認同，間接亦加強香港城市整體的地方感的建立。
對城市管治體制(例如法制和基本自由等)的確認，加上由一種時代危機感和參與和改革空間所促成的地方感上升，驅使一個城市共同體意識浮升。但很顯然的是，在殖民／國族 (親英／親中) 二分法所支配的論述框架下，這種城市共同體意識並沒有一種明顯的政治表述方式，高舉以城市作為政治旗號的嘗試，就更是鳳毛麟角。唯一的例外是《號外》，這份刊物的宗旨，就是要突顯和塑造香港的城市認同和城市文化 (刊物的英文名稱《The Tabloid – City Magazine》亦包含城市一詞)。八十年代初，《號外》也是當時香港印刷媒介中，唯一刊文公開呼籲香港人自決前途的。當年《號外》刊有一篇題為《香港經驗》的文章中，文章作者努力褒揚香港人的城市意識，認為當時一些人對香港的批評，背後隱藏的其實是一種浪漫主義者的反城市心態，他們對 “現代大城市”的批評，其實以美化鄉村來批評城市。(龐占士 1980)文章援引從Susanne Keller、金耀基、到Peter Berger等社會學家觀點，說明城市其實既有優點(比鄉村更自由、更容忍)，又屬必要(工業經濟起飛的前提)，更是國際精神、自我超越的化身。文章說：城市是希望所在，城市是生命魔力所在 (Peter Berger) 。文章更呼籲，香港人應“建立自尊，看得起自己及自己的地方”。
如果從上面所述的韋伯比較城市政治分析出發，<號外>的出現可說標誌著香港城市共同體意識的再出發。雖然缺乏政治的表達，這種香港城市共同體的意識，卻在八九十年代，以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贊揚和維護的態度，以及對本土地方文化的珍惜和保存取向上，以零碎、片斷的方式日益浮現出來。然而，這種對城市生活方式片斷式的價值肯定，卻並沒有一種整體方向，也沒有建立整全的論述，涵蓋這種城市意識的不同方面，以及疏解箇中矛盾。換句話說，這種以回應時代政治挑戰為主的文化自我肯定，並非由一種社群生活價值的自覺反思運動所主導。甚至，這種 “肯定香港” 的過程，往往只是把舊日殖民城市的想像遺產循環再造，以努力掙脫一種即將來臨的，強勢的中國主權觀和民族想像。也就是說，這種基於九七危機感建立起來的城市共同體感覺，並沒有深化香港人對自身的歷史處境的認識，更沒有加深香港人對不斷變動中的中國及全球變化，發展深厚的了解和批判視覺。於是，香港人認同往往建立在浮淺的態度或性格上的選取，而不是不可或缺的感情價值連結，或者共同理念或事業的開拓。
如上所述，香港的本土政治想像，和城市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洽好是對城市的當代變化趨向，當代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等問題上，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肯定自身身份的過程中，反而失去敏銳的觀察力和建立起批判的視角。特別是當過於二十年中國和全球變化的意含，正好在於新一波的地域權力分佈格局的重組，慢慢瓦解掉香港原來的殖民城市所賴以存在的整體政經文化構成，但香港意識當中，卻仍自戀於簡單的 “城市香港---鄉土內地” 的二分。
在回歸之後，過度預期的政治災難沒有來臨，卻發現面臨更艱鉅的、不斷在深化中的周邊城市競爭大勢。具體來說，當過去二十年香港人還以為自身居於 “現代／城市” 之一極，相對立於 “前現代／鄉土” 之一極的時候，卻忽略了新的發展趨勢並不是 ‘前現代／現代’ 的區分，可以提供足夠的分析。周邊城市群的出現、追趕，以及全球化的經濟重組，使香港不斷要重新問，何謂使香港具備其與別不同的城市特質？城市特質究竟是使香港獲得它的獨特性 (有別於鄉土大陸) 的原因呢？還是正因為城市生活方式和體制的趨同性、普遍性、環球性，而使香港慢慢失去它的獨特性？
新城市主義：本土消失後的城市意識？
九七之後，一種新的城市話語，正迅速取代了原有中港關係的地緣政治想像。當香港的政治爭論還是孤立地在法制的種種技術條文中，爭論一國兩制所涉的中央和特區權限時，一種新的城市話語環境，已經漸漸在更為廣泛的話語空間形成。新的城市話語的流行，既因董建華政府於2000年，開出將香港建成亞洲世界城市的野心計劃，也配合著中國因為加入世貿而在國內激發出一浪又一浪的城市競爭意識。雖然董建華的野心與其能力成強烈反比，過高的想像反造成其力有不遞的反效果，但關於 “城市” 的討論，卻成功地成為今日香港政治和文化思考的主導問題意識。香港是否只是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香港能否在未來的城市競爭中保持優勢，不被取代？….這些問題不斷在媒體、政壇、學界流傳，漸漸置換了其他項目，成為香港文化想像的主調。
七十年代環繞 “地方感” 而建立起來的身份歸屬和認同，在這一波城市話語下備受衝擊和考驗。因為這一套新城市話語，正不斷瓦解和重組話語和想像的規則，也直接的動搖了香港城市共同體的基礎。原因是當下這套冒升之中的新城市話語 (或曰新城市主義)，並非由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所推動，反而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話語的某種派生物，將城市命運簡化為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一種 “城市達爾文主義” (例如各式各樣的城市競爭力排名)。這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遊戲規則，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激化城市共同體的團結性 (例如城市衰落的危機意識可以推動像七一大遊行一樣的短期全體市民動員)，但也提供了機會，助長了城市管理人(urban manager)以競爭的名義施以行政獨裁，以及瓦解城市過去的社會共識，製造城市內部的矛盾和裂痕。
在香港，一方面，以城市為單位組織香港的政治想像，置換了殖民／國族，以及中央／地方的對立張力。而城市想像，特別是 “國際城市” 的想像，亦調和了香港重投中國大陸主權之下而積累的不安。然而，香港人對於如何確認自己作為一個獨特的城市，並在城市的基礎之上，建立共同體的感覺和自我認識，其實沒有堅實的傳統依靠 (香港的過去是一種殖民的過去) ，更遑論組織力量，建立制度，以備取得自主自治的權利。
過去香港建立的地方感，視香港為家，今天對家的想像，卻夾雜在城市達爾文主義的想像中，徘徊在 ‘國際城市’ 與 ‘中國城市’ 這兩極。然而，在一百來年來，因為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冷戰話語所遺傳下來的想像傳統中，香港除了認識香港本身是一個城市之外，對於何謂國際城市，何謂中國城市，能夠答出的話都不多。但是，在各種各樣城市比較話語 (借用Benedict Anderson(1998)的說法即是 “比較的幽靈” )的纏繞下，香港人更感焦慮。難以回答的是，香港如何既非一個沒有面目的 “國際城市” ，也非(又)一個 “中國城市”。
在新的城市話語底下，重提獨特的城市共同體，並不是要為香港重新界定一個令人聯想到社群排他性的身份界限，而是要小心分辨喜愛一個地方和喜愛(一般)城市的差別。因為如果按上述那篇登在八十年代《號外》的文章的話語邏輯，亦即令我們引以為榮、產生自尊的香港，僅僅就是在於它是一個城市，而非一個可以更進一步說明的 “地方”(包括它的傳統或理想) 的時候，我們也許慢慢會發覺，我們或者應喜歡更多其他的城市。而事實上，《號外》創辦人陳冠中在九十年代發現，中華地區有更多城市的時候，他就更喜歡多幾個城市。他也再沒有堅持八十年代那種香港自決論，並且建議在城市之間，倡議一個夢想中的 “波希米亞中國”，他最近的文章，更直接肯定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陳冠中，2005) 我以為，從早期《號外》以批判國族主義為出發點為香港這城市定位，到今天將 “波希米亞”建築在“中國城市”的前提之上，是十分有趣的徵象。問題並不在於“波希米亞”生活方式是否可欲，也不在於香港人應選擇獨愛自己的城市，還是多愛幾個城市 (又或者，辯論城市之愛本質上是排他的還是多情，甚至濫交的)。我想借陳冠中表述方式的轉移為題，只想藉此引伸及提出一些疑問：波希米亞式跨城際浪游生活風格興起，是象徵香港找到了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作為自身的出路？還是象徵著香港地方感的再一次淘空？以及作為一個行動、實踐出發點的 “本土”的流失？甚至是建立城市共同體的政治自治運動失去動力的徵兆？再者，在城市主體性正處風雨飄搖的時代，以世界主義原則作為城市文化政治的策略，其具體內容又應是甚麼？……但更不可忽略的是，對這一切疑惑作出回答的大背景，其實正是一個從沒有確認任何城市自治權利的中國。
以 “一個城市” 而不是僅以 “香港” 來思考自身，在今天已不單香港身份究竟是 “城籍” 還是 “國籍” 的問題 (西西 《我城》(1999))，而是包含著多種交疊和互相矛盾的涵意。肯定的是，我們無論如何都要生活在這些錯叠、多重，甚至吊詭的空間配置(spatialities)當中，問題只是我們能如何把文化政治論述中隱含的空間配置鬆動，以釋放想像反思的空間，構想更佳的文化政治策略，干預對存活空間的霸權建造。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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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洪清田政論觀點的，都知道他視香港為「現代化」的典範。
[2] 可參閱葉蔭聰(1997)，孔誥烽(1997)。
[3] 見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28) Hong Kong University as an imperial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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