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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03, 2007

香港的殖民主義(去)政治與文化冷戰

(forthcoming)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Culture in East Asia : 1940s-1950s, 韓國:現實文化硏究出版社 (韓文)

西方學界對冷戰的研究,往往集中於分析美蘇兩大陣營的政治和軍事角力。在這個研究傳統下,美蘇雙方對立的意識形態,各自建立地緣政治陣營而爆發冷戰,被視為是制約二戰之後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不過,這項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範式(paradigm)給挪用過來研究冷戰下的亞洲,我們就不能不考慮亞洲地區開展的美蘇角力,背境有著遠為複雜的背景。也就是說,在冷戰未曾形成之前,亞洲經歷了長時間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在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運動之間,也早有錯綜複雜的關係。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冷戰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等幾項因素之間的關係,實需要進一步的給概念化和理論處理。否則,要嘛冷戰會被簡單的視為一個可以解釋一切現象的宏大敘事,要嘛冷戰只是一個時代背境的別稱,冷戰研究變成只是描述冷戰期間發生的一切文化或社會事態的一個代號。

在新近出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一書中,陳光興有力地填補了冷戰研究中歐洲中心視域的缺陷,以及冷戰研究理論相對貧乏的狀態,並突出地提出了一個東亞視角,填補認知的不足。他以「去帝國」的問題意識出發,指出東亞的「殖民主義」、「冷戰結構」和「帝國想像」三者之間有著緊密關係。[1]在談及冷戰對東亞的影響時,又特別質疑了冷戰在80年代末被正式宣告結束的主流觀點,並認為對東亞地區來說,所謂的「後冷戰」時期其實尚未到來。陳光興不認同流行說法所指,冷戰結束已為東亞提供了邁向和平的契機,因為歷史的衝突和矛盾仍在,很多地方仍未能夠成功走向「大和解」,因為東亞「冷戰結構」仍然起支配作用。明顯的證據是,美軍還在日本、沖繩、南韓駐紥,而且,在世界觀、政治機構的形式及人們的知識體系、認知分類、甚至感情結構上,都仍然是充滿冷戰的二元切割。陳光興接著主張「去冷戰」,也就是要去開啟一個思考的空間,重新打開過去無法述說、甚至是說不精楚的歷史,認清冷戰對人們造成的龐大效應,同時畫出和捕捉這些歷史所構築的多重文化政治效應。

然而,在他正確的提出了冷戰並未結束的提法不久,陳光興就認為,「去冷戰在東亞地區無法規避的方向是從戰後各個層次的『脫亞入美』走向『脫美返亞 』」、「去冷戰就是去美國化,就是反思美國內在於東亞主體性所造成的問題」(p. 186),並指「脫美能否展開,是區域統合、自主與和平最為關鍵的指標」。陳光興更認為,「冷戰結構的形成使得去殖民的反思……不僅無法開展,反倒是被冷戰的迫切性所壓制」,使人們對殖民主義的反思被擱置,亦使亞洲各層次的和解不可能真正實現。

筆者認為,縱然美國是任何冷戰研究不可能忽視的因素,但將冷戰結構等同於美國主導權勢,直接取代了亞洲原有的殖民主義宰制結構,並無助於理解冷戰結構的整體面貌。因為這至少 () 跳越了分析美國的對手(不單只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在 (共同) 形塑冷戰結構的作用;() 簡化了原就已經相當複雜的亞洲地區殖民經驗和殖民結構;() 模糊了亞洲民族主義運動的複雜構成,及簡化了它們與殖民主義之間的曖昧關係。筆者認為,與其將東亞冷戰研究簡約為「去冷戰就是去美國化」的推論,不如落實陳光興對「冷戰結構」進行深入反思,重新打開無法述說的歷史,和捕捉這些歷史的多重文化效應的呼籲。

本文嘗試以香港的歷史處境為起點,說明香港的「冷戰經驗」的複雜結構,和它帶來的多重文化效應。本文認為,首先分析「冷戰經驗」的複雜性本身,而不是直指一個未經琢磨反思的「冷戰結構」概念,或者能夠較為有利於避免將冷戰和冷戰的歷史效應實體化,過早地高估,或錯誤地判斷冷戰的具體決定作用。本文特別希望以香港的冷戰經驗說明,我們或許需要對二戰之後,亞洲民族主義運動和殖民主義/半殖民主義的現實,以及兩者的複雜關係,有更細緻的分析和處理,方能評價冷戰是否形成一個穩定的「冷戰結構」。若有的話,這個結構的內涵主要是甚麼?它是否對東亞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意識上產生決定性的制約?或者產生過怎樣的影響?

再者,究竟是冷戰中斷了亞洲地區對殖民主義的反思(p.187),還是地區上和各本土位置上,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錯綜複雜關係,成為全球冷戰二極化角力的強力中介因素,在各本地空間,對冷戰在認知和情感上產生的二極圖式上,進行不斷的改寫、翻譯和策略挪用,產生多樣的在地效應,我想是需要深入研究的。[2]

冷戰前的中國民族主義

早在美蘇對抗的冷戰發生之前,中國民族主義就已經把香港捲進不同取向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中去。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就曾經在十九世紀末留學香港,並在香港作了建立現代民主主義,和推動民族主義革命的思想和組織準備。當時,孫中山所主張的民族主義,並非本於一個像今日一般指涉範圍廣大的「中華民族」觀念,也並非主要針對西方帝國主義,而是將滿清帝國內滿州人統治漢族人的宰制結構,視為漢人民族主義革命的對象。也即是說,孫中山所鼓吹的是漢民族的民族主義,它所反對的只是滿清帝國。正因為反滿才是主要矛盾,所以在孫中山心目中,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其實具有進步意義,因為它向腐敗的滿清帝國,示範了一種先進的社會管治方式。所以,孫中山早年所追求的民族主義,目標並不是要打倒和驅除西方的侵略者。在民國革命成功之前,不少中國人也像孫中山一樣。以至雖然日本也是當時入侵滿清帝國,謀取利益的外國,中國的漢民族主義革命家,也一樣大量的去日本留學,向日本學習。

直至第一次大戰過後,於1921年出現的五四運動,方使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認清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強橫面貌,中國的民族主義才明顯的出現了反西方和反日本帝國主義的轉向。這個階段激進化了的民族主義,亦剌激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國民黨的內部分裂。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亦展開了長期分分合合的歷史,出現一種有時合作,卻長期互相爭逐的局面。

二十年代在香港發生的機器工人罷工、海員罷工、以致1925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左翼聯合組織的「(廣東)()港大罷工」,都同時兼有勞工運動的性質,和民族主義的性質。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由右派的蔣介石控制,並實行清除共產黨員的屠殺,國共從此處於對立狀態。國民政府對共產黨力量進行軍事清剿,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則實施反共的白色恐怖。直至日本侵華戰爭,國共雙方始重行合作抗日。但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雙方隨即爆發內戰,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將國民政府驅趕至台灣。

二十年代以來隨著國共鬥爭而展開的整個中國民族主義歷史,香港都擔當著重要而又微妙的角色。一方面香港作為一個割讓和強迫租借給外國人的地方,象徵著中國民族的屈辱和羞恥,但在實質作用上,香港一如中國其他沿海城市的租界,因為其對外開放的有利條件,成為一個不同力量互相連結、角力的空間。一方面,帝國主義利用香港等沿海租界作為侵佔中國利益的跳板,但另一方面,香港這種為外國人治理的地方,又成為革命力量組織、串連、以及逃避國內專制勢力逼害的地方。蔣介石時期的國民黨是專制的中國勢力,但1949年之後,權勢格局亦隨共產黨之上台而逆轉。多年來,香港既接收過不少逃避國民黨壓迫的共產主義者,也湧入過大量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百姓。

殖民統治下發生的冷戰

中國大陸在1949年由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政權接管之後,租界相繼廢除,中國上下不少人沐浴在反帝民族主義的喜悅當中,但香港和澳門卻例外地給保存下來。這種獨特歷史背境,深深的制約著冷戰如何在香港產生作用,以及影響著香港人對冷戰經驗的詮釋和了解。

英國是第一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但在冷戰中,英國也屬於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為了配合美國的冷戰需要,英國壓抑蘇聯力量在香港的發展。[3]然而,要解釋為甚麼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政權,在共產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還能夠維持了48年,就不能不指出冷戰所造就的新的亞洲地緣政治形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不久,即派軍支援北朝鮮,在美國的圍堵政策下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新中國立即陷入外匯和戰略物資短缺的危機。香港成為當時中國打破禁運和封鎖的一個重要缺口,透過合法和非法的渠道,例如走私等,突破美國的封鎖。在政治和軍事方面,香港也是中國收集外國和敵對地區情報的有利據點。所以,中國並無意動搖香港繼續受英國人殖民統治的現實。所以,冷戰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大量從中國撤出的資金在香港發展商貿。香港利用了這個韓戰的熱戰和冷戰的瀕臨戰爭狀態,為其經濟復甦以至未來起飛奠下基礎。所以,甚至可以說,沒有韓戰和冷戰,今日經濟繁榮的香港是不可能的。因著它的地緣位置,香港或者應被視為冷戰的少數得益者之一。當然,這種得益僅限於經濟方面。

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冷戰給處身晚期殖民主義的香港所帶來的,卻是長期的停滯,它令香港的殖民主義威權統治得以維持不衰。在冷戰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政治口號,雖然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旗幟,但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政策,卻是力保香港的殖民地現狀,無意收回,同時也不答應任何英國人在香港試圖推動「非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 的計劃。二戰剛好結束的時候,英國從日本人手上收回香港,當時總督楊慕琦(Mark Young),原有計劃為香港建立比過去更為有市民代表性的政制改革計劃,但由於中國政權易手及冷戰爆發而放棄。但無論在冷戰高潮還是在冷戰緩和的時候,新的中國政府均不鼓勵其支持者在香港爭取實行政制改革計劃,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英國為撤離殖民地而設計的政制,都只會有利於英國人在離開後保持自身的利益。這種口頭上反對殖民主義,但實際上卻默許殖民統治的政策,變相說明中國與英國,實乃共同維持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的現狀。直到八十年代中國決意收回香港的時候,這項政策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變本加厲。英國提出的任何改革計劃,都被中國指為為中國日後收回香港留下爛攤子。這種抵制英國「陰謀」的政策取向,往往以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口號進行,但吊詭的是,它不斷延擱香港的「非殖民地化」,其影響到今日仍然存在。

冷戰使殖民統治在香港得以延續的原因,並不在於冷戰令美國干預了民族主義的反殖運動,或中斷了殖民地上人們對殖民主義的反思,而是對殖民主義的反思、抵抗,被中國民族主義政權包攬了,亦被冷戰氛圍當中的相互猜疑所凍結了。在冷戰當中,香港社會自身的發展和需要,被冷凍在冷戰所安排的地緣政治考慮當中,成為冷戰中各方勢力爭持中的棋子,同時它也使香港成了冷戰對奕的棋盤,在這棋盤之上,不變的遊戲規則仍是殖民統治下,充滿矛盾的自由港政策。

不過,在另一方面,對不少香港人來說,冷戰對抗下周邊地區的政治高壓,正是促成人們遷到香港的原因,因此,香港人的冷戰經驗,脫離不了逃難、遷徙,在戰爭的大氛圍下找尋機會。所以,冷戰的歷史經驗對香港人來說,是充滿矛盾的,既是對抗也是逃離對抗。

冷戰下的自由港和左右對抗

冷戰期間,英國為了配合了美國抑制蘇聯的政策,不容許蘇聯在香港有發展空間 (例如拒絕蘇聯在香港設立領事館,並加強檢查一度在戰後十分受市場歡迎的蘇聯電影)[4]但大體上,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仍主要承繼自歷來保持香港作為自由港的政策。所以,冷戰並沒有,也不可能使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在香港根絕。事實上,被美蘇冷戰捲入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都各有發展空間。對立的力量都在香港,建成各種文化及經濟機構,使香港成為一個國共力量爭持激烈的戰區。冷戰的出現加深了原來已經存在的國共爭持,但卻沒有像在其他亞洲地區一樣,使香港變成任何一邊的前線。英國對於冷戰期間在香港進行的尖銳的政治鬥爭,施加嚴密的監察,香港警察的政治部,起著情報機關的作用,對社會團體進行嚴密監控,也透過嚴苛的登記制度,限制政治活動的發展。在國共雙方對抗的激烈鬥爭時期,英國殖民當局對各種力量都予抑制,例如驅逐雙方的活躍份子離開香港[5],亦在衝突走向極端的時候施加鎮壓,頒佈緊急法令和戒嚴、宵禁等。但是,這些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對抗,大體並沒有根本質疑和挑戰英國殖民管治當局。[6]

只有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因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激發的六七暴動(1967),香港英國殖民者的鎮壓,才被親北京的左派,視為殖民主義對「愛國同胞」的打壓,是「民族壓迫」,鬥爭的矛頭轉至英國殖民主義統治本身。但縱使在這場鬥爭中,有香港左派群眾意圖要求北京收回香港,結束殖民統治,但北京仍然維持既有政策,不急於接納香港「回歸」。[7]這項政策,直至八十年代初鄧小平路線取代了毛澤東路線,中國全面向西方開放,中國共產黨方才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以圖紓緩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統治認受性(legitimacy)危機。這時,收回香港才成為消除中國國家恥辱的大事,並決意乘新界租約戒滿,在1997年收回香港。

如果說在香港,冷戰令對殖民主義的反思被中斷和擱置,那就要明白,這種中斷並非由於單方面的強制,而是冷戰環境為香港的殖民主義加添和鞏固了其認受性。五十年代在香港左右派互相鬥爭當中,殖民政府建立了「維持治安」的形象。六七年左派暴動,雖然揭示了殖民統治下的一些矛盾和弊病,但暴動中受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影響的親中國左派,採取了過激的暴力抗爭力段。這些歷史經驗,都成為暴動之後,殖民政府建立自身在香港統治認授性的基礎------縱然這種認許殖民統治的意識形態,主要得力於七十年代起飛的經濟增長,而且也受到新冒起的土生一代香港青年人和社會運動的挑戰。這些新一代從社會的動盪中,跳出了冷戰格局的局限,因為冷戰當中被二極化了的意識形態,無論是反共還是親共的,都無法幫助他們去面對香港存在殖民統治的現實。[8]

文化冷戰和殖民地的去政治化

在一百多年整個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時期,英國對香港的文化影響,主要體現在那套英式的法律制度,和在社會上建立的宗教組織,及由他們開辦的社會服務機構。宗教組織透過開辦學校、組織志願及社會服務機構,對香港產生深遠的文化影響力。然而,中國文化從來沒有在香港被殖民的政治現實所中斷過。相反地,殖民政府更一度在二十年代左翼思想令中國民族主義快速激進化的年代,主動利用保守和傳統的中國文化,來抗衡中國五四(1921)新文化運動,和其他激進運動的威脅。往後,國共的對抗分裂了香港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使得香港的公民社會,早在美蘇發生冷戰之前,就呈現反裂、對立和高度政治化的狀態。學校、工會、商會、文化演藝組織等,都出現兩派相互鬥爭和角力的情況。[9]

四九年中國大陸政權變色,大批原先為國民政府工作的人仕和知識份子,為了逃避大陸新的政權而陸續南下香港,一部份轉赴台灣,另一部份則自願或不自願的留港。他們成為了日後香港的親國民黨右派 (或曰「忠貞之仕」)。而隨著其他由大陸逃港的政治難民和經濟難民的人數急速上升 (這些難民大都經受過連番戰亂、大陸上殘酷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其他政治運動的逼害),香港華人人口成為冷戰中反共宣傳的主要對象。和1949年之前從大陸來港的移民相比,新來的這批難民充滿反共意識。

相反地,那些曾經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由國內來港逃避戰火及組織文化工作的左翼知識份子、文藝界知名人物等,在新中國政權成立之後,則紛紛北上,加入新政府工作。而仍然留在香港的親共左派,被上述一大批反共難民組成的難民社會包圍,日益與香港社會疏離,自成一個與本土香港社會格格不入的社群。不過,由於他們心向祖國,也獲得大陸當局在各方面的支持。他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處處緊跟北京當局的指示,雖然這些北京指示隨國內政治路線轉變而有多番改變。

左派社群和右派社群各有政治信念,亦不時發生衝突。例如,每年在香港都有兩個關於中國的國慶,一個是右派承繼「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的「雙十國慶」,紀念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1911),另一個則是左派參與的,每年十月一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兩派居民各自在自己盤踞的地區或建築物搭建慶祝牌匾,張掛旗幟,亦不時因拆毁對方旗幟而發生衝突。1956年發生的荃灣及九龍暴動,則至為血腥。

左右對立最明顯的時期,不單報張、雜誌、書店、學校、工會分屬不同黨派,甚至電影公司和足球隊都分成左派和右派。有趣的是,例如左右派的鬥爭就在足球運動做成政治分裂。香港有一部份球員被台灣的「中華民國」視為僑胞,並被徵召為「中華民國」國家代表隊成員。這種分裂做成國際體運動場合上,香港身份和認同的分裂局面。例如在香港舉辦的國際賽事,香港就會派出三支香港足球隊,一是華洋球員混合的「港聯」,二是純由華人球員組成的「華聯」(當中包括一些代表「中華民國」的香港球員),第三才是只有香港代表資格,不參加其他地方國家代表的「香港代表隊」。

教育上,原來殖民政府建立了一個以官立學校和教會學校為骨幹的英語學校系統,這個系統的最高學府是為殖民政府培育精英公務員和專業人才的香港大學(HKU)。但是,殖民政府也曾幫助發展中文教育,戰前就在香港設有官辦及私立的中文學校。但隨著國共分裂對抗,官立學校以外的中文學校,亦漸次分成左右對立的系統。冷戰對抗進一步逼使它們成為壁壘分明的左派「愛國學校」和右派的「僑校」。由於國內南來了一大批不滿共產政權的知識份子,他們雖然無法進入由英國殖民當局主導的香港大學任教,但他們卻組成了一批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私立大專院校,例如新亞書院、嶺南學院、珠海書院、德明書院等等。相比之下,左派自從在香港從日本手上光復後,曾在香港成立了短短數年的一所達德學院被殖民政府封閉後,就沒有在大專教育上取得明顯成績,反而在中學系統中建立起了一些知名的「愛國」中學,例如培僑中學、香島中學、勞工子弟學校等等。

總的來說,五十年代的美蘇冷戰,激化了原來就已存在的左派和右派的鬥爭,但這些鬥爭,一直都在一個由英國殖民政權管理的自由港進行,這不得不內含很多矛盾。一方面,英國在香港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殖民文化政策,在香港強迫華人接受英國文化,但另一方面,英國殖民政府卻具有無上的獨裁權力。這個殖民政府既要維持這裡的自由港角色,又怕這裡的開放性質會縱容一些政治活動發展至危及這個地方的穩定性。因為,冷戰中對敵雙方,的確充分利用這裡自由港的方便,全力展開文化宣傳上的對抗。

殖民政府則用盡方法令這些自由的文化活動「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例如政府可以容許非政府辦的學校可以分別尊崇毛澤東或蔣介石,但會嚴格限制學校授課的課程,和學校活動滲入政治色彩。在五十年代,就先後因政治理由,停辦或接管一些左派學校。而在中學的中國歷史科目,則刻意排除近代史內容,以免不同黨派對中國近代歷史的不同詮釋和評價,會煽動學生選擇某一政治立場,使學生捲入政治。1953年,韓戰打得熾熱,香港政府教育司署發表了一份<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書>,規範香港中小學對中國語文、文學和歷史的教授內容和方法。報告內明言不應效法過去中國國內關於中國文化的教學,因為那只產生了所謂「無知和蔽塞」的民族主義。報告認為,「學生如果得不到正確指引……在本地的書店隨便買得到充滿顛覆性宣傳和不正當言論的書籍」。報告又認為中國政治家通過歷史教育,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搞起仇外情緒。香港本地觀點的教科書,則應「以促進國際友好與諒解為目的」。而報告明言處理義和團和鴉片戰爭等課題,更應恪守所謂「客觀原則」。[10]

很明顯,這份發表在香港周邊地區政治風雲變幻,冷戰和熱戰對抗熾熱時刻的文件,是以「復興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化」為目的。它號稱要培養中國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又要疏離中國當前的革命激情和政治現實,名義是要使香港學生「既有自己的文化意識,又有開放的、均衡的和國際的視野」。這份影響香港中文教育和香港人身份認同既深且遠的報告,實質上是既強化了香港學生的中國人身份和中國文化認同,也同時是將這種認同抽象化和「去政治化」。而這種「去政治化」,又給連結到香港學生的「國際視野」,及其「比較中西文化思想」的能力。很顯然,這種「國際視野」是同時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抽象化,也疏離了香港本地的現實。可是,這種有利於殖民統治的中國文化教育,卻是在冷戰動盪旋渦當中,以難民社群為主體人口的香港,得到認許和維持。

簡單來說,香港殖民地的文化政策,並不是殖民宗主國強加其文化於華人頭上,而是利用其殖民的專權力量,強行維持香港的「去政治化」。這種「去政治化」的殖民政策,到冷戰高潮過後,漸漸被引伸和學術化,變成一種有利於殖民官僚統治和大資產階級的一套意識形態。吊詭的是,這種殖民地下的「去政治化」政策,不但在中國的默許和同意下得以維持,在殖民地走向終結,邁向回歸的時候,甚至被尊奉為治理香港的至高原則,試圖永遠把它維持下去。[11]

南來文化人及美元文化

殖民政府利用課程控制的方法在學校竭力維持「去政治化」,但在新聞和出版等其他文化事業,冷戰對抗的政治化卻非常激烈。五十年代初,殖民政府曾對左派報章和社團進行停刊、取消註冊等壓抑措施,但總的來說,英式法制底下,仍有相當程度的出版自由。所以,香港在冷戰期間,反而發展了非常蓬勃的新聞報業,報章數目和種類多,但大部份都分屬兩個相反的政治陣營,是冷戰中雙方的宣傳機器。反映北京官方立場的有<文匯報>、<大公報>等,代表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有<香港時報>。此外,兩個系統中都有不少其他針對各階層和口味的報紙,甚至以色情通俗內容、賽馬賭博資訊為主的報章,也是左右分明。其中一個判別報章政治立場的方法,是看其所用年號。右派的依隨「中華民國」年份,而左派和中立的則用公元年份。

冷戰期間蓬勃的出版業和新聞業,也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很多園地。1949年後,隨著左派文化人北上回歸,右派文化人相繼南下,左右的均勢漸向右方傾斜。1956年,國民黨當局在香港成立中國文化協會,以發放助學金、舉辦文學活動、徵文等方式,救濟流亡在香港的大陸知識份子。據一些估計,當年只是流落在香港偏遠的調景嶺區一帶的難民,就已經有數百人是職業寫稿的作家,而業餘寫作的更達千人以上。相對之下,由於當時左派認為屬於大眾傳媒的電影,和富地方色彩的粵劇,比文學的宣傳效果更大,所以左派文學的發展便較右派為遜色。但在這些左派作家的作品中,仍大量地表露出他們的「邊緣」處境。一方面他們抱怨被香港政府壓迫,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自己站在「進步」的政治立場,所以他們雖生活在香港,但卻不斷低貶自己的香港居民身份,意圖與殖民地劃清界線。這種被形容為「新中原心態」的想像,既包含他們對香港社會的資本主義方向心懷不滿,也因為他們總是把中國大陸想像成更理想的生活地方,[12]

因為「文化冷戰」的需要,美國亦直接資助設置一些有利於反共需要的文化機構和活動,也即是人們所稱的「美元文化」。香港知名的例子有亞洲出版社、自由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聯出版社、高原出版社等。其中,美國中央情報局透過亞洲基金會出資創辦亞洲出版社,後來更發展通訊社和電影公司。友聯出版社則分別設有研究所、雜誌社、印刷所、發行公司、書店等。這些機構都是美國為「文化冷戰」的需要而出資建立的,針對當時香港的特定環境,鞏固香港的難民社群當中的反共意識,並向敵方作出反宣傳。友聯出版社資助的<中國學生周報>,還持續出版了二十多年,對香港文學和文化發展影響深遠。友聯研究所則是收集大陸情報,影響海外中共研究 (或所謂「匪情研究」)頗大的研究機關。而香港的美國新聞處也出版過<今日世界>雜誌,設立<美國之音>電台,直接宣傳美國文化,並向大陸廣播,目的是打破大陸資訊「竹幕」。

電影方面,戰前左派系統有大光明、南群和南國,冷戰期間則由長城、鳳凰、新聯影業公司取代,間接受左派系統領導的,亦有中聯和華僑。他們不單拍國語片,也拍粤語片。右派方面,有大中華、永華、新華和在冷戰期間由美國自由亞洲協會投資成立的亞洲影業。[13]在這些電影製片公司之外,左右派分別成立社團,例如左派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和右派的電影從業人員自由總會。這些社團不只介入電影行業的工業糾紛,亦各自組織旗下電影人分別到大陸和發生台灣海峽兩岸炮戰的台灣金門島勞軍。在冷戰期間,中國大陸和台灣雙方都禁止對方電影的進口,亦累及香港被分裂成左右派的電影公司和電影從業人員。於是,成名藝人成為雙方爭奪的對象,雙方也策動對方的藝人轉投己方,這是當時一種冷戰雙方都實踐的「統戰」方式。[14]

美國資助的亞洲影業公司製作電影,也可算是一種「美元文化」。但在殖民政府嚴格限制以電影作政治宣傳的檢查條例底下,該公司出品中直接作反共宣傳的並不多。[15]影評人羅卡曾經觀察,認為亞洲影業曾拍攝的電影中,傳遞出來的反共意識是低調的。[16]題材方面,基本上不離俠義、倫理、親情,以及反映香港難民社會的生活苦況,鼓勵社群團結、互助等。這些題材和價值觀,可以說和左派電影其實沒有大分別,也沒有宣揚一般所謂「美式」的自由、民主觀念。在這些電影裡比較明顯的政治反共內容,都是間接的透過思念故鄉、刻劃流亡的痛苦來暗示陷入共產政權的大陸的苦況,有時流露出一種比較傳統的家庭價值觀,以抗衡左翼思想中的激進主義。

不過,冷戰的二極化認知框架,在五十年代慢慢從過去左派和右派共通的民族苦難敘事中,也開始分隔出兩個想像的世界。亞洲影業的一些作品,便是以隱喻的方式在電影故事中,用喜劇的角度討論家庭離散的故事,從而暗中顛覆了(民族)母親受難的形象,和過去民族主義的倫理片中對舊文化和民族苦難的批判。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出,冷戰話語原來緊貼著民族主義話語,最後轉化了民族主義話語。香港式冷戰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將香港人普遍身歷的離散、流徙經驗喜劇化,歌頌香港的城市生活。[17]其結果就是歌頌一種新的香港城市認同。

直接受美國資金支援的亞洲影業,在五十年代末就因美國冷戰焦點轉移往東南亞而結束,取而代之的是星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資金。它們支持光藝、電懋和邵氏等新的電影企業,轉向以商業為主導,一改五十年代的政治掛帥的面貌。然而,這些新的以東南市場為主的電影企業,主要維持和台灣方面的關係,可以被看成是香港電影界中漸次佔了主導地位的右派。而這時以商業掛帥的電影,開始時也承繼了亞洲影業時期,冷戰影響下開發出來的一些電影原素,例女歌舞片、曼波舞(Mambo)、爵士樂,迎來美國文化的全球化。[18]五十年代左派電影工作者以社會寫實路線為主的粵語片,在六十年代急速的商業掛帥和消費文化興起下,亦很快走向息微。不過,為免誤認香港的消費主義,先天地具有戰無不勝的力量,我們實應考慮,冷戰對抗在香港和中國是如何提早結束。

結論:提早開始結束的冷戰?

今日談論冷戰和後冷戰,往往都以1989年蘇聯東歐集團開始瓦解作為冷戰結束的標記,「冷戰仍未結束」的說法,的確是及時和有意義的警醒,讓我們反思冷戰在文化、意識形態、認知和感覺構成上的更深層後果。不過,從中國以及香港的角度出發,我們或許也可以提出另一個說法:冷戰早於七十年初就結束了,又或者可以說,冷戰對中國人或香港人來說,結束了多過一次。

因為,早在六十年代中國和蘇聯共產黨的分裂,已宣告了世界不再像冷戰認知圖式所示,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相互對抗競爭的陣營。兩大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公開對抗,以及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戰爭、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戰爭,亦進一步逼令我們無法相信再有團結一致的社會主義運動。1963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及繼後中共針鋒相對地發出的九篇反駁文章 (史稱「九評」),開展了著名的「中蘇大論戰」。往後,毛澤東更指認「蘇修」才是主要敵人,「社會帝國主義」才是世界的最大威脅,蘇聯被指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禍源。正因如此,中國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向美國招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和「乒乓外交」,提早宣告中國走出了美蘇二極對立的冷戰。

中國當時一方面主動當「第三世界」的領袖,在意識形態上既反蘇亦反美,但在外交策略上很明顯的是開始從「親蘇」的一邊倒向「反蘇」的一邊。而由「反蘇」再走一步變成「親美」,則留待八十年代鄧小平年代方始完成,雖然1989年六四屠殺曾經阻慢這種轉變。1979年以鄧小平訪美的方式達成中美另一階段的「和解」,這種「和解」方式又以同年鄧小平下令逮捕民主運動異見者魏京生而別具象徵意義。所以,縱然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隨1989 蘇聯東歐陣營的瓦解而下台,但事實上,中國曾參與的那一場與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冷戰,卻是遠早於1989之前就已開始終結。國家主義和發展主義,是以中國為重心的新的亞洲權力形構的基調,這種基調毫不損害,甚至助益了美國最後取得的全球霸權。所以,筆者認為,中國在亞洲提前早與美國「和解」,是今日美國鞏固全球霸權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中國和美國提早的「和解」,究竟是一種能為第三世界打開了多少反思空間的「和解」?令「和解」溝通得以進行的基本話語又是甚麼?過去二十多年,在國家主義和發展主義主導底下的「和解」過程,又是如何塑造亞洲地區浮現的新的政治及文化主體?……我想這是分析亞洲所謂「冷戰結構」效應和「後冷戰」問題時,不能不問的問題。

在香港,長達二十多年的國家主義發展主義「和解」,本身已成另一個如緊箍咒的結構(可否稱為「和解結構」?),與「冷戰結構」共同糾纏。在這雙重結構下,殖民主義權力卻得以在香港維持。例如,中國在香港回歸後仍拒絕改革香港的殖民地式官商勾結政經結構時,冷戰語彙會像陰魂一樣被召喚出來,指責改革的鼓吹者為受「西方帝國主義反華勢力」收買。而任何極之溫和的社會福利改革,在香港都會面對「妄圖要在香港施行社會主義」的指責。在這意義上,「冷戰」仍是香港生活的一部份,毒害著自由心智、理性討論和公民社會的成長。

在香港,對冷戰作知識和情感上的反思,是受著這重重交錯複雜的想像方式和現實情況所遮蔽的。一方面,由於冷戰並非以一種單向的影響而作用於香港,冷戰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單方面完全的主宰或主導了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所以冷戰的作用更為隱晦不明,痕跡更難辨認。但另一方面,因為冷戰中對抗激烈的兩種意識形態力量,都同時在香港出現,滲透入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組織著四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香港人的文化生活,所以也可以說,冷戰就在每一個香港人身上發生過。冷戰對抗時刻穿透著個人、家庭和大大小小的社會組織,令香港人能夠同時透視對抗中的兩邊,對冷戰所表徵的意識形態對抗,有著一種雙向和辯證的體驗和視角。不過,這種獨特體驗和視角的代價,也就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內在矛盾,和至今仍然支配香港的冷戰遺產:即殖民主義式的「去政治化」------在回歸之後的十年,香港仍被殖民的歷史和現實所纏繞,被指令不得超越「經濟城市」的框限。


[1] 陳光興 (2006) 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

[2] 篇幅所限,本文暫時無法處理這裡提出的所有問題。可參閱拙作Law Wing Sang (2007) “The Impacts of Cultural Cold War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Chi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Hong Kong” Conference on Dynamics of Cold War Culture in East Asia: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Region During the Cold War in 1960s-70s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Nation St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Sun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3] 後來中蘇交惡,抑壓蘇聯的政策,更是中國對香港英國當局的一項重要要求。中共對香港左派的指示,更是以「愛國反霸」為主要政策,所謂「反霸」就是嚴防「蘇修」滲透。雖然蘇聯力量在香港純是虛構,但香港親北京左派以此指示為本,打擊由其他左派領導的工人運動。

[4] 許敦樂 (2005) 墾光拓影,香港:MCCM Creations

[5] 例如1952就遞解了沈寂、司馬文森、舒適、劉瓊、馬國亮等廿多名左傾電影人出境。1964年有右傾文化人趙滋蕃被列「不受歡迎人物」而被迫離港。

[6] 這裡並不是說,左派和右派群眾與殖民政府沒有衝突,事實上,整個五十年代發生過多次殖民政府和左派群眾之間的衝突,例如1952年的「三一」騷動、1954年的電車勞資糾紛、1957年的海軍船塢工潮等。見周奕 (2002) 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

[7] 張家偉 (2000) 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

[8]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1983) () 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

[9] 但根據香港一些左派人士的描述,香港工會分裂的高潮是在1952年。美國國務院倡辦和資助一個名為「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組織,在亞洲(特別是在香港)策動在多個行業的「自由工會」運動,在左派之外另立「自由工會」。見周奕(2002) 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頁75-80

[10] 陸鴻基 (2003) 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頁138-144

[11] 羅永生 (1997) “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陳清僑 () 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 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2] 張詠梅 (2003) 邊緣與中心.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香港:天地圖書

[13] 容世誠 (2006) “圍堵頡頏;整合連橫: 亞洲出版社’ – ‘亞洲影業公司初探1950-1970年代香港電影的冷戰因素學術研討會暨影人座談會,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十月2006

[14] 鍾寶賢 (2004) 香港影視業百年,香港:三聯

[15] 1953年電影檢查條例說明:「關於政治問題,則端賴審查員之判斷,該片之準予放映,是否可引起騷動或不愉快事件。」余慕雲 (1996) 香港電影史話,次文化堂,頁147

[16] 羅卡 (1990) “傳統陰影下的左右分家:對「永華」和「亞洲」的一些觀察及其他香港電影的中國脈絡 (第十四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特刊),香港:香港市政局,pp. 10-14

[17] 韓燕麗在她稱為「不談政治的政治學」中,分析了「曼波女郎」(1956)、「玉女私情」(1959)、「後門」(1960) 的電影敘事,它們都有生母尋女的主題,但生母都並非悲劇人物。而在「曼波女郎」一片,主角最後選擇與養父繼續過快樂生活,「養父」與「生母」的寓意,對應著香港人離開祖國(母親),到殖民地(養父)生活的經歷。事實上,在香港一個相當流行的文化想像,就是以「養父」和「生母」的關係,來取代「殖民和被殖民」的關係。見韓燕麗 (2006) “不談政治的政治學:港產倫理親情片試析” 1950-1970年代香港電影的冷戰因素學術研討會暨影人座談會,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十月2006

[18] Eckes, Alfred & Zeiler, Thomas (2003) (eds.) Global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 6, “Containing and Consuming, 1947-1957, pp. 13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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